摩登时代的女红传统——国货毛衣赛美大会背后的新闺范

摘要

不同于与小农经济结合的传统女红,毛线编织与现代化机器大生产的毛绒线产业和消费市场发展密不可分.本文从1934年“妇女国货年”天津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举办的抵羊牌“毛衣赛美大会”入手,讨论在毛纺企业、妇女杂志、女性团体及学校的联合推动下,时代的经济结构和政治、文化风潮如何共同制造摩登时代的女红传统.在不挑战妇女家庭定位和社会秩序的基础上,以国货毛线进行家庭手工编织作为适应新的生产方式、体现时代风尚、有助于家庭经济与支持民族国家经济发展的摩登时代妇女生活和消费方式被大力推广,成为摩登时代的新闺范.传统女红规范借助现代技术得以延续,演变成为糅合现代性与本土性的“新闺范”.作为一种女性工作,从私领域来看,毛线编织继承了传统女红的“女性工作”中的情感和伦理内涵,逐渐替代刺绣、纺织成为女性情感和家庭责任的标准化表达;在公领域层面,毛线编织以其与现代技术和本土毛纺产业发展的关联而具有了体现女国民世界意识和国家意识、有补于现代民族国家经济发展的道德合法性.与此同时,随着价格低廉的国货毛线的普及,手工毛线织物的消费市场日渐发展,毛线编织开始出现从女性工作向妇女劳作的转向,妇女亦由此得以开辟新的职业空间和物质文化.文章最后进一步对以毛线编织为代表的女红传统发展之于妇女解放的可能与局限进行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