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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理性、公共问责与风险分配:台湾高铁市场化的失败与启示

         

摘要

台湾高铁项目市场化的经验与教训说明,市场化所倡导的风险在公私部门之间实现最佳分配的原则在现实中受到以下因素的制约而难以实现:一是有限理性难以最佳分配风险;二是有限合约难以预防机会主义;三是政府作为公共服务被问责主体无法真正转移风险。以政府单一供给为模式的中国大陆高铁一直面临着投资紧缩、负债过高以及质量效率低下的问题,市场化的呼声不断。台湾高铁为大陆高铁的改革提供以下启示:高铁建设采用市场化模式可以转移各类政府不擅长的风险,但只有在政府培育充分能力以克服以上因素制约的情景下,才有可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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