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杰的纪实摄影实践——从李杰的三个影像文本说起

摘要

2009年9月，摄影家李杰的《布托·中季伦·莫洛哈拉：全球化背景下亚洲国家三个不同区域村落的百姓日常生活》出版后，引起了摄影界的关注，也引起了一些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研究者的兴趣。2009年12月i9日，书中的全部作品在中央财经大学39号艺术空间展出，李杰摄影研讨会同日举办。学者们关于“全球化”等的宏论充耳未闯，目过心惊的只有两点：一是“全球化”及其类似的一些忽悠人的概念，在李杰式的作品面前相当尴尬，当那个发达世界每时每日都沉溺于消费主义狂欢的时候，布托（中季伦、莫洛哈拉）世界的命运还近乎自生自灭。如果不能同担苦难、共享繁荣，“全球化”之于人类意义何在？第二点，是李杰摄影语言的理性姿态。很难忘记1980年代“陕西群体”的那种摄影语言，在入文关怀的火焰中烧得通红，以摄影家的螳臂之力为草根呐喊，助社会改革。20余年过去，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达到0．469（2008年），面对同样的苦境，李杰的摄影语言十分节制。理想主义与进化论式的廉价乐观主义早巳在社会生活中幻灭，也在纪实摄影中幻灭，一个摄影师还能做啥子？除了尽量如实地呈现“他们”的处境，并在这种呈现中共同面对一场悲剧。在这种冷峻背后，隐藏着一个悲观主义的摄影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