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方士医学研究

摘要

当今中医学在以《黄帝内经》和《伤寒杂病论》为核心经典的主流医学之外，仍然存在着道医、铃医、巫医等其他医学门类，其学术与主流医学存在明显差异。同为华夏医学之脉，各自学术为何会有这样的差异？其学术思想、医疗技术源自何时何地何人？如何发展？各门类之间关系如何？目前对有关问题的研究，集中于道教医学、方士文化方面，还没有“方士医学”相关的专题研究。本研究采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文献学方法，着眼于整体的中华文明得以缔造、各文化因子得以落实的汉代，以承上启下的方士医学文化为立足点，搜集现存医学文献、史志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旁及相关道家道教文献，少量其他朝代医学文献，参考现代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归纳整理，分析考据，上寻其源，下顺其流，力图理清汉代方士医学的学术起源、传承、发展脉络，明晰与儒医、道医等中医学主要门类的历史学术渊源与流变关系。
　　医学自远古至汉初这一段历史时期，总体来说，并不具备学术及技术上的独立性，一直是作为“究天人之际”有关学术及技术的附庸而存在，初纯为巫术附庸，历春秋战国时期，经阴阳五行化改造，作为阴阳五行思想指导下的实用技术之一，医术很快作为方术附庸而存在了。较完整的方士医学体系，由“医-方-巫”三种元素交叉作用演变，大概在战国末期阴阳五行理论整合完善之后而形成。
　　对于方士医学形成过程的分析，本研究分别关注“医-方-巫”三元素的交叉作用，分成“工”和“术”两个层面来探讨。
　　第一，从“工”的层面来看:
　　医源于巫。上古时期，巫医不分。大约至战国时期，医官开始分化出现，至秦汉完全独立，形成了稳定的太医制度，其他还有一些不稳定的“待诏”等官职。巫职大约从春秋时期开始被分割细化，职权逐步缩小，社会地位急剧下降。西汉初设立七巫职，其职权不断被方士所侵夺。至东汉，巫家出身已不能为官。
　　方士阶层来源于“王官”，上古官学尽由巫阶层所掌握。春秋时期，官守分化、没落，官学下替，阴阳五行思想应用于实用技术，产生了方士阶层。方士阶层的出现，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民间色彩。方士阶层在汉代地位较高，武帝之前主要是神仙方士获得更多进入上层的机会，武帝之后逐渐儒生化、士族化，儒士化的方士精英拥有相当尊崇的社会地位。
　　在“脱巫入方”这一点上，医工层面与医术层面并不同步，医工的脱巫肯定要比医术迟得多。汉代医官并不是世官世业，应当都是由方士选拔而来。
　　第二，从“术”的层面来看:
　　巫术无疑是早期实用技术的一个源头，但很难说方术完全起源于巫术，也很难说医术完全起源于巫术。方术和医术都是多源合流形成。方术起源于“气一元论”、“阴阳”、“五行”思想萌发发展的过程中，当这些思想被运用于指导实用技术之时，便形成了方术，大部分方术的技术形式是由巫术脱胎而来。医术的起源非常早，最初受巫术支配，但一部分医术如针石、本草汤液、导引按跷、房中术等，本身存在着一定的特异性和独立发展能力，并不能很好地被巫文化理论消化，当方术理论平台出现后，这部分医术接受了阴阳五行化的改造，便迅速“脱巫入方”了。
　　方术还改造了一些巫医术的鬼神信仰，又以阴阳五行理论改造了部分祝由术、厌劾术和禁忌法。无法被方术彻底改造而保留的巫医术，称“巫源医术”，是指秉持“万物有灵，天人相应”的理念，以非理性的“相似律”或“接触律”指导的医疗行为方式。巫源医术主要存在于祝由和厌劾祠禳两类术式之内，多与方术杂糅共存，颇难区分。巫源医术一直延续着生命力，盛行不衰，在汉代，不止为巫觋所掌握，大部分方士亦不废此。
　　巫源医术固然在“天人相应”的理念上与方术相通，但其秉持的“万物有灵”的理念，以非理性的“相似律”或“接触律”指导的行为方式，具有固守和夸大“超自然力”并使人盲目信仰的“宗教化”倾向，都与广义方士医学的原始科学体系特征和“科学化”倾向背道而驰。虽然大部分方士并不排斥将巫术应用于医疗，但少数有影响的方士已有意识地摒弃巫术，扁鹊“六不治”中的“信巫不信医”、张仲景“宿尚方术”而又反对巫医便是典型。
　　汉代方士医学的形成过程中，方仙道神仙方士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起源于燕齐地方的神仙传说与信仰，产生早期的神仙方士与方术，同时此处亦是“砭石”的产生地，初步与医学结合，形成独特的地方医学文化（扁鹊医学）。至战国末期，与阴阳五行学说结合，产生了理论体系成熟的神仙方术理论。同是阴阳五行思想为纲，但为追求长生成仙，神仙方士发明了独特的理论和技术，反映在医术上，形成了鲜明的诊法（内视）、疗法（扶阳）、用药（金石毒药）、剂型（丹剂）全系列特征，覆盖针灸、本草汤液、行气导引按跷、服食、房中、符箓、禁咒各种术法，本研究将此类医术称为“仙源医术”。仙源医术渗透于汉代方士医学各门类之中，在汉代方士医学内容中占据主流地位。
　　阴阳五行思想在汉代继续发展，不断扩大影响。不只在实用技术领域如兵家、数术、方技迅速占领阵地，在上层建筑领域也取得突破。如汉初黄老思想盛行，阴阳五行便与黄老思想结合;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便与儒术紧密结合，儒经的方术化产生了谶纬。加之西汉诸帝多好求仙，带领了全社会求仙热潮，造成了方仙道的流行。数条线索交叉发展，造成了汉代学术方术化的大统一趋势，也使方士地位得以提高，少数方士精英足与儒士相拮抗。
　　学术大一统之下，汉代儒术自西汉后期开始，产生了今古文经学之争。今文经学在西汉后期逐渐陷入了僵化和烦琐，且又与谶纬结合，流于妄诞。同时，古文经学不断发展壮大，王莽当政时一度得立学官，东汉后期遂成压倒今文经学之势。汉末，郑玄兼采今、古文之说遍注群经，形成郑学，今、古文之争遂息。今古文之争的学风变化对方士医学的儒术化具有直接影响。
　　汉代方士医学主要由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家内容构成，其中医经又分黄帝、扁鹊、白氏三家。扁鹊医学是汉代方士医学中学术地位最高、传播地域最广、从业医者最多的一家;黄帝医学反而鲜见记载，并不活跃;白氏医学更是完全失去相关记载。《汉志》所载各家典籍，今仅《黄帝内经》传世，此外经方家的《汤液经法》可以从陶弘景的《辅行诀》间接获得其学术思想和部分内容。受神仙思想影响较大，运用仙源医术较多的，有扁鹊、汤液经法、神仙、房中数家。经阴阳五行化改造后的祝由、厌劾、禁忌之术，亦属于方士医学内容，因其常为四家方士所兼用而不专用，在整个汉代没有形成独立的派别。
　　汉末方士医学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华佗对扁鹊医学的传承和发扬;张仲景融合医经与经方并进行“古文经学化”改造;方士医学的“今文经学化”改造产生运气学说;道教的初兴糅合了神仙家、房中家与巫术，等等。如果处在一个繁荣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很可能引起医学界新一轮的百家争鸣。但是汉末社会动乱不堪，各家医籍医学都存在自身朝不保夕的问题，根本不存在学术争鸣的条件。对于各家学术来说，谁能被幸运地保存下来，流传下去，谁就能赢得不争而胜的学术胜利。仲景的著作被王叔和编次而保存流传，客观上仲景医学也赢得了与同时代的华佗医学无形学术之争的胜利。
　　汉末方士医学各家学术的显隐，带有一些历史的偶然性，但背后也隐含一些必然性因素。仲景医学与儒学发展大方向吻合而终成显学;今文经学、神仙文化的衰落，分别与运气学说、华佗医学的幽隐对应。社会大背景、主流学术大背景的变化便是这些偶然历史现象背后隐含的必然原因。
　　汉代之后，方士文化式微，方士阶层不再具有明显的阶层特征。其上流精英分流为儒士、道士。下层方士仍然存在于社会，但范围大大缩小，只包括不入道籍的神仙家和非儒士的术数家。
　　汉代之后，方士医学各种类与巫源医术交织发展，转而形成儒医、道医、铃医、祝由科等主要门类。儒医主要由黄帝医学、经方家结合，在儒家思想影响下发展而成。道医全面吸取融合了医经、经方、神仙、房中各家以及巫源医术，而以其中的仙源医术为主要特色。铃医主要继承发展了扁鹊医学的一部分毒药攻邪的特色。祝由科则主要由巫源医术以及方术化的祝由、厌劾、禁忌之术糅合而成。
　　汉代方士医学对后世医学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秦汉以后的中国本土文化分为两大系统，即儒家文化和道教文化。方士医学顺应这种变化趋势，主要为儒、道文化所分割。儒医与庙堂接近，道医与江湖接近。此外，民间方士仍然存在，以医、卜为生者绝不鲜见。儒医，以儒家文化为依归，崇尚“礼乐”、“仁义”，提倡“忠恕”、“中庸”、“和谐”之道，主张“德治”、“仁政”，重视孝悌伦理，尊奉孔孟之道，以“三纲五常八德”教化万方百姓为宗旨，以救死扶伤为己任。道医，以道家文化为依归，大要在于法于自然，修德行善，“内修金丹，外修道德”，以医弘道是道教之士的传统。“不为良相，则为良医。”方士医学的鼎盛时代已然不再，但医者“原诊以知政，论病以及国”的精英意识仍然最大程度地流传了下来。
　　通过上述研究，可以勾勒出汉代方士医学学术起源、发展、流变的大致框架:现有医疗技术相关门类，主要包括砭石、灸焫、毒药、九针、导引按跷、服食、房中、祝由、厌劾、禁忌等，全部起源于上古时期。其中，祝由、厌劾、禁忌属于巫术，其余门类虽具有相对独立的起源，但在上古时期都从附于巫术。春秋时期开始，“气-阴阳-五行”作为哲学观念和指导应用技术的理论逐步兴起，至战国末期整合成熟。以“气-阴阳-五行”理论指导的应用技术统称方术。砭石、灸焫、毒药、九针、导引按跷、服食、房中医疗技术找到了比巫文化更好的平台，迅速完成了“脱巫入方”的阴阳五行化转变。与此同时，祝由、厌劾、禁忌类巫医术也在不断受到方术化改造。到了西汉初，即已形成以医经（分扁鹊、黄帝、白氏三家）、经方、房中、神仙四大医学门类为主流，方术化的祝由、厌劾、禁忌类医术为辅翼的汉代方士医学体系。与此同时，未能被方术化的巫医术也普遍存在于汉代社会。这种情况基本一直持续贯穿两汉。到了汉末，华佗继承了扁鹊医学并发扬光大，成为当时最著名的医方士，但因横死于狱，书稿无传，使扁鹊医学一脉顿然衰微，后世几乎无闻。方士医学的谶纬化（今文经学化）产生了运气学说;张仲景融合医经（主要是黄帝医经）与经方，完成了对方士医学的古文经学化改造，开创了以《伤寒杂病论》为经典的仲景医学体系，二者在后世的结合，形成了儒医体系的骨干。汉末道教兴起，吸收了方士医学的神仙、房中两类，在后续的发展中逐渐形成道医的鲜明特色。但道教在初兴时利用巫医术进行宗教化活动，使巫医术在汉末极为活跃，嗣后也成为道医的一部分内容。除此之外，道医对方士医学的其他门类也都兼收并纳，形成了非常庞杂的医学体系。汉代之后，自唐代开始，官方设立祝由科，其技术主要由方术化的祝由、厌劾、禁忌之术糅合巫医术而成。江湖中出现一种走方医，又称铃医，其技术主要继承了扁鹊医学中毒药攻邪的一面。
　　方士医学作为汉代主流医学形态，在两汉盛行约400年，上承巫医，下启儒道医学。方士医学是在汉代方士文化繁荣、阴阳五行理论学术大一统形势下，中医学呈现的一种特殊医学形态，其体系非常成熟，已具备后世中医学的所有核心理论基础和完善的医疗技术形式。神仙化、儒术化是汉代方士医学“科学化”发展的两种趋势，但无论哪一种趋势的发展，都未脱离阴阳五行思想的核心。从学术内涵来说，当今各种中医学门类仍然属于广义的方士医学体系。对汉代方士医学进行的研究，或可为当今中医学的“科学化”进程提供新的思路。

目录

声明

摘要

文献综述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选题意义

1．2 研究目标与方法

1．3 相关概念浅析

1．3．1 广义方士医学

1．3．2 狭义方士医学

1．3．3 巫源医术

1．3．4 仙源医术

2 方士医学的形成

2．1 从医巫关系源流看方士医学的形成

2．1．1 “工”的层面：从巫工到医工

2．1．2 “术”的层面：医术与巫术的分合

2．2 从方巫关系源流看方士医学的形成

2．2．1 “工”的层面：从巫祝到方士

2．2．2 “术”的层面：方术与巫术的交葛

2．3 从医方关系源流看方士医学的形成

2．3．1 “工”的层面：医工，从巫工转变为方士

2．3．2 “术”的层面：医术，从巫术改造为方术

2．4 小结

3 汉代方士医学发展的社会、学术背景

3．1 西汉：方仙道的兴盛与演变

3．2 东汉：谶纬兴盛

3．2．1 谶纬之兴

3．2．2 谶纬之盛

3．2．3 谶纬与儒术、方术、巫术的关系

3．3 今古文经学之争

3．4 儒生方士化与方士士族化

3．5 小结

4 汉代方士医学的构成(以《汉志》目录为纲)

4．1 医经

4．2 经方

4．3 房中

4．4 神仙

4．5 小结

5 汉末方士医学的解构重组

5．1 医学儒术化

5．1．1 运气学说：今文经学化的方士医学

5．1．2 仲景医学：古文经学化的方士医学

5．2 华佗医学：扁鹊仙源医术的传承与中断

5．3 道教初兴：巫术回澜

5．4 道教医学：神仙家与房中家的归宿

5．5 小结

6 汉代之后的方士医学

6．1 汉代之后的方士与方术

6．2 汉代方士医学之流续

6．2．1 儒医

6．2．2 道医

6．2．3 铃医

6．2．4 祝由科

6．3 汉代方士医学对后世医学文化的影响

6．3．1 庙堂与江湖：医学文化的分化重构

6．3．2 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以“士”自许的精英意识

6．4 小结

7 结论

参考文献

致谢

刘阳个人简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