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柟工夫论思想研究--以《四书因问》为中心

摘要

吕柟生活的明代中期，王学已明显地呈现出兴盛的态势，而这对程朱理学的发展无疑产生相当大的冲击和影响，与此同时，关学在明朝的发展也没有发生断层，躬行重礼的关学氛围一直有延续，吕柟的理学思想就是在这一时代大背景下产生的。吕柟有感于王阳明的为学思想太过于一概而论，没有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同时吕柟也对阳明心学做了一定的补充和完善，认为致良知不能解决所有人的为学问题，应该做到因材施教，并且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提出质疑，认为为学工夫应是先知后行，在此基础上才可以用“知行并进”去做工夫。　　工夫论的践行必然有天道本体作为前提，在这一问题上，吕柟继承了张载的“合虚与气”思想，在此基础上提出他自己的“理气非二”的观点。他用“一气论”挑战了程朱理学家推崇的“理气二分”观点，主张“理气非二”。在宋明理学中，“理、气、性”三者通常是论述理学形上依据中不可避免的话题，吕柟也不例外，他通过理气观衍生出了气性观、性命观，形成了一个系统而完整的形上依据体系，为其工夫论以及践行打下了坚实的形上学基础。吕柟的形上学思想虽与张载、朱子在理气问题上有所差异，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他还是继承了孔孟的思想，并没有脱离儒家思想的主旨。　　在工夫论的体系中，吕柟将格物、慎独、致曲三者归为工夫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辅之甘贫改过，构成了他自己的工夫论系统，以求最终达到克己为仁的理想境界。吕柟将天理这个形上依据用通俗的语言且日常的行为表现出来，从而体现出他的工夫论的一个重要特点:笃行。吕柟的格物、慎独、致曲虽与朱子、王阳明的理论有所不同，但是特点就在于他的工夫论的每一个部分并非独立的存在，而是彼此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并且处处都体现着关学躬行践履的特点，注重于在人伦日用处下工夫，将工夫论的重点放在了对道德修养的落实上，以达到儒学的最终目的即“克己为仁。”　　总之，吕柟的工夫论将关学与宋明理学结合在了一起，既对于关学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在宋明理学史上产生了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由于对关学躬行重礼的实践品信守坚定，虽然使得吕柟能够开创出既具有关学特色而又深深地烙上具有自己鲜明个性的躬行践履的工夫论，但或许也正因为如此，对于在当时影响甚大的阳明学却没有采取敞开性的对话和平等性的互动，从而导致他没有从阳明学中摄取合理性的要素特别是作为工夫论理论支撑的形上思想，这不能不说是是吕柟工夫论思想建构的一大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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