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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中国古代散文学会
斯文-联系信息
  • 主编：郭英德
  • 电话：-
  • 邮箱：jikan@ssap.cn
  •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华龙大厦B座1605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集刊分社
  • 邮编：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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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文 >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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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4384条结果
  • 摘要：一、本刊主要以中国古代散文为研究对象,因中国古代“文”之概念至广至大,故举凡与“文”相关之论题,除专研诗词、小说、戏曲者外,均可赐稿。二、本刊实行双向匿名审稿制,审稿期为三个月,审稿期内论文请勿投他处。三、本刊择文,唯质是取,不论作者出身,不限文章篇幅。来稿一经刊出,即赠样刊两册,并致薄酬(含著作权使用费)。四、为便于作者投稿,本刊欢迎以电子文本投稿,本刊唯一指定投稿邮箱:siwen@bnu.edu.cn。
  • 摘要：郭英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古代散文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上海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明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等。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文学学术史、中国古代戏曲等领域的研究工作。1996年入选北京市“培养跨世纪理论人才百人工程”,2000年被评为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跨世纪优秀人才,2011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 摘要：本期终于编完,交稿时间大大延迟,往虚处说是疫情的影响,往实处说还是自己的懒惰造成的,也无须遮掩。当然,出版社严把质量关,编辑任务繁重,也给了我偷懒的理由。时下很多刊物有专家审稿,本刊自不例外,然仍须每篇先选后审。这个过程常常有内心的挣扎,有问题的稿子左右衡量,在当今发论文难的时代不忍抛下,还是选择接受,但不免平添一层辛苦,要提出修改、调整意见。返回的稿子再看一遍,颇觉烦苦。但小刊渐得学术界认可,纷纷支持,欣慰之下又平添了动力。于是,就在辛欣交互之中编完。
  • 摘要：今人阅读中华古典诗文,确有相当难度,甚至完全读不懂。究其原因,是否有以下几条。第一,当然是繁体字和简体字的限格,在简体字环境中成长的国人,要阅读繁体字古诗文,特别是古书,就往往如同文盲,须重新识字。第二,古诗文的语汇,肯定远少于现代汉语,但用字量却要多上好几倍。记得我才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读古诗文第一障碍,就是遭遇着很多字不认识的困难。我当时想了个办法,用一小册子,专记字义和读音,有空就背诵。即使如此,至今还是有很多字不识,需要查字典,但人老了,记性差,往往多次重复查阅,还是记不得。然而古典诗文中的个别汉字,甚至在《汉语大字典》中,也找不到。
  • 摘要：永嘉南渡和文人精英的大量死亡,北方以诗赋为主的纯文学作品存留较少。十六国时期以胡族为主的众多割据分裂政权,在长期战乱中出现了以诏令奏议为主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各类公文。这类文体纯文学价值不高,一直受到轻视。实际上,由于胡族政权提倡的“文武兼修”的文教政策,适应和构筑了北方中下层“文书之士”的知识结构,推动了公文的演进和发展,形成了特定的文学风貌和文学价值,也是研究本阶段文学的新增长点。
  • 摘要：靖康南渡至南宋前期,翰林制诏普遍讲求文从字顺,坦明平易,导致风气丕变。宣和以来,骈俪制诏之文“多用全文长句为对”“一联或至数十言”,堆砌搬用经史成语,愈出愈巧,浮夸繁饰,渐失自然,“反累正气”。宋室南渡之际,成为四六制诏“平易”文风形成的契机。唐代翰林学士陆贽成为无可替代的典范,“奉天制书”承载了南宋帝王臣民同仇敌忾、王朝再造的想象。宋高宗论文倡“平易”而不喜“艰涩”,崇雅黜浮,宋孝宗喜读陆贽奏议,再加南宋以来对唐宋古文典范韩、欧、苏的推崇,都给予南宋制诏写作的“平易”自然文风以深刻影响。
  • 摘要：多年来学术界强调问题意识,爱谈体系理论,然而解决问题和申述理论都必须引证原典,如果原典看不准确,一切都是空谈。本文以归有光《壬戌纪行上》当中一段154字原文为例,通过现地研究法,以明代大运河的现地GPS数据,结合地图数化,以及日出月落时刻、水流逆顺、航行里数时程等运算,以山川为证,具体地呈现归有光在嘉靖四十一年一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之间,从仲家浅到老君堂的亲身实见,并指出归有光身为文人,对地理实学的关注与造诣。为古籍解读方法,提出全新的途径。
  • 摘要：1070年,欧阳修在青州,因王安石变法的“青苗法”施行,在仕途上最后一次抗争,他不赞同“青苗法”,在青州甚至一度拒不执行。但在朝廷的严责下,他没有选择继续抗争,而是认错退缩了。尽管他的意见很有道理,也合民情。这一年,欧阳修重写了早年的《先君墓表》,成《泷冈阡表》一文,为父母和自己的人生作了总结,既彰显自己的宦海功名,又彰显父母因他得到的荣誉,以示实现了荣亲的理想;并在《六一居士传》里为自己晚年的生活作了具体的定位,陈述他远离官场之后追求的闲适生活。这些共同表明:欧阳修在1070年,人生转型与自新。
  • 摘要：《古文小品冰雪携》是一部针对晚明作家编选的小品集,文章短小精练并富有“冰雪”特色,即以冰莹或冷峭的文字为偏好,富有真情雅性的志趣或抱朴超逸的生活旨归,与科举时文及社会俗气截然对立。自成书以来,经历了由晚明的盛行到清朝的封禁,直至周作人等倡导的小品文学热才得以复苏,印证了时代风向主导文学选本命运的规律。
  • 摘要：台北故宫博物院庋藏有一部宋刻孤本《新编诸儒批点古今文章正印》。本文考察了此书的版式特征、流传情况、编辑体例以及编选好尚,并且指出此书与《新刊诸儒批点古文集成前集》存在因袭关系,推断后者是此书的重编本。此书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通过利用此书,可辑考《全宋文》失收的宋人文章共计十四家三十五篇,以及已佚评点选本《古文标准》的部分内容,有助于丰富学界对于南宋文学的认识。另外,此书体现了晚宋时期一种新的古文选本的编辑形态,而且反映了晚宋时期理学文化向古文之学与文章选本渗透的情势,对于南宋文章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 摘要：《庄子·逍遥游》开篇:“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鲲”字释义,历来学者们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鲲”本义为鱼子或小鱼,《庄子》中特用作大鱼,隐含着“鲲”亦小亦大的“小大之辩”,表现了“滑稽”的行文、“齐物”等思想。第二种观点认为“鲲”本义为大鱼。相应地,庄子也不曾在大鲲化为大鹏之外有意把“鲲”的本义设置成一个更加细密的思想和文法层次。结合历代学者看法,立足《逍遥游》及《庄子》的文本,以《庄子》解庄,从文本本身、文法特点及思想逻辑等方面讨论“鲲”字的意义,第二种观点更为妥当。“鲲”字的释义,不仅是具体词汇的训诂问题,也是通向庄子思想世界的钥匙。
  • 摘要：判断先秦子书的真伪,要先了解先秦古籍体例,并根据不同子书的具体情况加以研究。研究《鹖冠子》,要逐篇加以考证其思想核心、写成年代。《博选》篇写成于秦始皇统治中国最后十年。它的“五至论”在先秦汉代颇具特色,其理论源远流长,且为儒、道两家的共识。它的天论在战国末期的天道论中别具一格。它不是王应麟所说的抄袭之作,而是避秦始皇之讳、写成于秦代的对战国、秦朝黄老学派思想的总结之作。
  • 摘要：《汉书·枚乘传》所载的《重谏吴王》篇,颜师古和李善均认为篇中所述部分细节与历史记载有矛盾,但并不否认出自枚乘之手。《重谏吴王》自宋人开始出现“伪作”说,或者认为篇中存在后人增益的细节,不尽是枚乘上书原貌。否定《重谏吴王》篇的枚乘著作权,或者认为掺入后人补写的细节,均需要切实的证据,应持审慎的态度。本文从分析前人何以有“伪作”及增益细节两说入手,审视《重谏吴王》篇在文本细节及理解方面所呈现的诸多复杂性,而非重在给出是否属伪作的“结论性”意见。
  • 摘要：著名学者吴孟复先生在《欧阳修及其散文》中,对欧阳修作了较为全面而又概括的论述,积极肯定了欧阳修的人品操守、为官政绩、学术成就、文学革新之功及散文艺术成就,指出了欧阳修散文对韩愈散文的扬弃及其散文风格的新变,强调了这一扬弃与新变对改革宋代文风的意义。吴先生的欧阳修研究体现了其“阅读、研究、整理、教学四位一体”的治学特点,既可为欧阳修研究之借鉴,也可为阅读欣赏之范本、读书方法之指示、语文教学之参考、文章写作之指导。
  • 摘要：2019年12月27日至30日,“2019福州·中国欧阳修暨宋代散文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福州召开。此次大会由中国欧阳修研究会、中国古代散文学会和福建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承办。本次研讨会也得到了安徽焦陂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大力支持和赞助。来自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以及美国、韩国、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家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89篇。
  • 摘要：一、本刊主要以中国古代散文为研究对象,因中国古代“文”之概念至广至大,故举凡与“文”相关之论题,除专研诗词、小说、戏曲者外,均可赐稿。二、本刊实行双向匿名审稿制,审稿期为三个月,审稿期内论文请勿投他处。三、本刊择文,唯质是取,不论作者出身,不限文章篇幅。来稿一经刊出,即赠样刊两册,并致薄酬(含著作权使用费)。
  • 摘要：藁城董氏,是元代最为烜赫的汉军世家之一,通过与王磐、阎复、姚燧、吴澄、虞集、欧阳玄等儒臣们的往来结交,家族成员中的不少神道碑文得以流传后世。在不同作者的叙述中,成员们共同参与的某些事件全貌被互见还原,亦可窥得各个作者在撰文时的材料取舍之法。神道碑作为一种对外宣示性的文体,传主及家属乃至朝廷的价值诉求都会影响作者的创作,从中可以探知董氏家族的共性以及官方对其应当具有的礼义观念的掌控。
  • 摘要：明代出现很多以图画为名、以祝寿为题的赋作,这类图赋、寿赋在辞赋书写的历史长河中,甚少见于明代以前。本文首先试图梳理明代的图赋、寿赋,其次略论图赋、寿赋在明代的发展轨迹,并对演变情形提出可能的解释,最后针对明代图赋、寿赋的出现与写作现象,做文体论意义的考察。笔者认为明代的图赋、寿赋有两重文体论上的意义。其一,标志着辞赋在明代,已然成为承担应酬功能的文学载体之一。如同诗文一般,赋家借由辞赋的应酬,满足社交目的、完成社会互动关系。其二,象征着明代辞赋与记体、序体散文破体日深的写作现象。辞赋与记体、序体散文间,在题材、性质、写作方法、书写谱系上,均呈现了资借融合的趋向。
  • 摘要：王世贞是明代中后期主导复古运动的标志性人物,其复古理论在继承“前七子”观念的基础上又有所推进,从而在诗文领域形成了界限明晰同时又极富张力的复古观念,其中也包括辞赋文体在内。王世贞基于辨体意识,对赋体的法则、体类均有明确表述,又表现出理论与创作的二位一体,其系统选择由“宗骚祖汉”向“趋向自然”过渡。王世贞辞赋观念与创作路径的变化,是明代中后期复古思潮演变的面相之一。
  • 摘要：本文聚焦于清末民初的南北文学论述,通过将刘师培、梁启超、王国维三位近代学术大家的相关论述加以对读,力图在近代民族空间地理意识的转型与现代文学知识再生产的双重视域之下,考察其时“南北文学”想象的历史语境、政治驱力、话语建构等诸多层面。其中,刘师培的南北文学论述,依循着其时的“政治民族主义”理路,尝试激活传统南北话语中所意指的“夷夏之分”,以之询唤出汉民族革命的主体;梁启超则偏向“文化民族主义”,在提出“南北”之分的同时又指出其为历史的“过去时”,认为南北相竞之大势辉映中国历史之荣光;在其时王国维的“世界学术”模型中,鲜明地将“情感”“想象”等西学西潮之中的现代文学镜像,投射在南北文学的探讨之中,从而将之建构为一种现代文学知识。
  • 摘要：中国古代散文有着极为独特的意义,从上古延续到晚清,构成一座内涵丰富、数量庞大、亟待挖掘的学术宝库。在历史的长河中,从经世济民、思想创造、传递情感,到描写社会、塑造历史、表现社会习俗,中国古代散文承担着其他文类无以取代的作用。
  • 摘要：《总术》首段的主流解读以言、笔、文的体系展开,内蕴着矛盾。矛盾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关键的两个“文”被解读为文采或文学。它产生于阮元、刘师培、章太炎、黄侃以来的解读史,是近代为文划界意识的结果。而以上下文为依据,解开这一矛盾,可以发现刘勰既有“文笔”的分类,也有“言笔”的观念。他要求“笔”体也要有音声之美,在“文笔”与“言笔”的交叉点上,追求更高层次的文学特质。
  • 摘要：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散文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中国古代学术史、明代诗文。著有《明代山人文学研究》《中国古代散文通史·明代卷》(第二作者)等.
  • 摘要：正如《文史通义》的书名所示,作为历史哲学家的章学诚所关心的并不只是狭义的史学,而是对“文”同样有着丰富的论说。而他对“文”的讨论,又非一般的作品评论分析,而是以史学的眼光通贯其源流。钱穆先生说得好:章实斋讲历史有一更大不可及之处,他不站在史学立场来讲史学,而是站在整个的学术史立场来讲史学,这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
  • 摘要：作为文学复古运动的题中之义,辨体之于明代文学的影响全面而深远。在复古与辨体的互动阐释中,吴讷《文章辨体》、徐师曾《文体明辨》汇录诸体,详加审辨,于众骈文体裁亦予以了细致而精微的阐述。通过对两书在辨体意识与骈文观念、骈文的命名方式及骈文的体裁辨析三方面的对比分析,可知自明初期至中晚期,骈文的创作及其地位产生了鲜明的时代变化。此中内蕴着骈文文体演变与政治风气、社会思潮、世风习尚的多重交融与互阐互释,若细加寻绎,不仅能为晚明骈文的全面复兴提供充实的理论依据,亦有裨于把握明代骈文历史演进的真实律动。
  • 摘要：六朝时期,“序”文大兴,“序”体确立,《文选》中即单独立“序”体,并收录了九篇文章之多。《文心雕龙》亦提及“序”体,但未立专章充分论述,只将之归于“论”体之流,属于“铨文”之论。若以《文心雕龙》“序乃论体”的观念来审视《文选》所收录的“序”体之文,可以明显看出二者在“序”体观念上的差异。《文心雕龙》以《易》作为“序”体之起源,其实指的是附于《易》经之后的《易传》,其通论全经、说明《易》卦之创制缘由与次序体例的性质,正是“序”在根源上所具备的根本性质。刘勰《文心雕龙》最末一篇《序志》,是刘勰自撰之“序”文,该篇文章的文体特征也显示了他以《易传》为宗的“序”体观念。刘勰的“序”体起源观,有助于我们理解经学与古代文体形成之间的关系。
  • 摘要：班固作为汉代文人的代表,文学成就卓著,无论在文体创新,还是文章体式和主旨方面均有自己的特色。笔者拟从班固的职官身份这一视角来探讨其作品的新变,以期能从汉代文学与政治的共生关系中找到班固作品文体演进、艺术嬗变、主旨变迁的深刻渊源,把握政治制度对文学发展的推动作用,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和准确评价班固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和地位。
  • 摘要：尺牍总集的大量编纂是明代散文史上突出的现象。明代尺牍总集的编纂方式,范围上从仅收古尺牍到兼收古今,编排上从以时代为序到按事用分类,风格上从偏重“正大”“古雅”到崇尚“隽”“奇”,反映出崇古或务俗、严肃或好奇、关注文体正变或迎合读者趣味等不同取向,这与编选者的知识结构、文体观念和编选目的有着紧密联系。不同的编纂方式,在当时产生了不同的传播效果,折射出明人对尺牍文体的源流、体制、题材及创作风格等的不同理解与全新尝试,同时记录了尺牍文体在明代复杂激荡的文学思潮下“经典化”的轨迹。
  • 摘要：“箴”由缝补之用,变而为治疗之用,再转而为规诫的言辞之用,直至形成具有较为固定范式的“官箴”之体,其工具本质始终未变。今传世先秦箴辞七篇,《夏箴》《商箴》《周箴》《耄箴》《勤箴》《大正箴》皆为下行箴辞,唯《虞人之箴》为官箴之属。官箴盛于两汉,扬雄启官箴拟作之端绪,汉人模范《虞箴》,官箴之体从而成为汉代重要的文章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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