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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政策驱动的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研究--以长电科技并购星科金朋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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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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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绪 论

1.1 研究背景

1.2 研究意义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1.3.1 研究思路

1.3.2 研究方法

1.4 研究贡献与不足

1.4.1 研究贡献

1.4.2 不足之处

2.文献综述

2.1 产业政策影响微观企业行为

2.2 产业政策驱动跨国并购的路径

2.3 企业跨国并购绩效

2.4 文献评述

3.概念界定与理论分析

3.1 相关概念界定

3.1.1 产业政策

3.1.2 跨国并购

3.1.3 并购绩效

3.1.4 集成电路产业

3.2 理论基础

3.2.1 产业政策理论基础

3.2.2 跨国并购理论基础

3.3 产业政策驱动跨国并购路径的理论分析

3.3.1 促进技术革新

3.3.2 缓解融资约束

3.4 产业政策驱动的跨国并购绩效的理论分析

4.产业政策驱动的集成电路产业跨国并购现状

4.1 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状况

4.1.1 整体发展状况

4.1.2 产业链分布

4.1.3 进出口差额

4.2 集成电路产业政策梳理

4.3 集成电路产业跨国并购现状

5.产业政策驱动长电科技跨国并购星科金朋的案例分析

5.1 案例介绍

5.1.1 案例选择原因

5.1.2 并购相关主体简介

5.1.3 并购进程介绍

5.2 产业政策驱动长电科技跨国并购的路径

5.2.1 大基金支持

5.2.2 银行信贷便利

5.2.3 政府补助

5.2.4 税收优惠

5.3 长电科技跨国并购绩效分析

5.3.1 事件研究法

5.3.2 创新绩效

5.3.3 市场绩效

5.3.4 偿债能力

5.3.5 EVA分析

6.研究结论与启示

6.1 研究结论

6.2 研究启示

6.2.1 政府层面

6.2.2 企业层面

参考文献

后 记

致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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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政府常常通过制定各类产业政策的方式推动重点产业的发展。中国的产业政策往往会伴随信贷便利、税收优惠、政府补贴等优惠措施,以达到集中力量促进重点产业转型升级的目的。自“十一五”以来,集成电路产业便一直受到产业政策的大力支持。2014年,在产业政策指导下,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大基金)成立,以大力支持集成电路产业的投资与发展,并鼓励集成电路企业加强自主研发或通过跨国并购等方式实现外延式发展。自此,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跨国并购数量和规模都开始不断增加,中国政府为中国集成电路企业的跨国并购提供了大量的帮助和支持,然而,产业政策驱动的跨国并购绩效究竟是好是坏,中国集成电路企业通过跨国并购是否获得了关键核心技术并提升了全球竞争力,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究。  本文基于产业政策的视角,研究产业政策驱动的企业跨国并购绩效。在梳理产业政策影响微观企业行为、产业政策驱动跨国并购的路径以及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了与产业政策和跨国并购相关的理论基础,并对产业政策驱动跨国并购的路径及其并购绩效进行理论分析。最后对产业政策驱动的集成电路产业跨国并购现状进行了梳理。  本文选择长电科技跨国并购星科金朋作为研究案例,这是大基金主导下的第一例跨国并购案例,具有典型性,且案例发酵时间长,便于分析其长期并购绩效。在引入案例后,从大基金支持、银行信贷便利、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四个方面梳理了产业政策驱动长电科技跨国并购的路径。在对跨国并购绩效进行分析时,事件研究法的结果显示此次并购在短期内给股东带来了超额收益,短期市场回报为正。创新绩效方面,并购星科金朋后,长电科技整体研发强度有所下降,但获得大量技术员工和高学历人才,同时获得大量的专利技术,尤其是高端核心技术,从而成功进入全球高端封装测试市场。市场绩效方面,长电科技收购星科金朋后,行业排名从全球第六跃升到全球第三,同时获得大量的全球集成电路产业优质客户,提高了北美等地区的市场份额,进一步提升了国际竞争力。偿债能力方面,并购星科金朋后长电科技的债务压力进一步加大,偿债能力大幅下降。运用EVA检验其长期绩效发现,并购星科金朋给长电科技带来巨额的债务负担,对其并购后3年整合期内的整体绩效产生负面影响,但长期来看,并购带来的协同效应和效率提升将提升整体绩效,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  本文的研究主要具有三点研究贡献。其一,当前,产业政策与跨国并购的研究相对较少,既有研究也集中于产业政策驱动企业跨国并购的路径,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跨国并购绩效,能加强对产业政策与企业跨国并购行为关系的理解,同时将丰富和补充关于宏观政策影响微观企业行为的有关文献。其二,本文在文献梳理和理论基础之上,对产业政策驱动企业进行跨国并购的具体路径进行分析总结。其三,本文通过理论分析构建了产业政策驱动的跨国并购绩效评价框架,并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和采用多元并购绩效测度指标,检验了产业政策驱动的跨国并购绩效。但本文也存在三点局限性。其一,由于本文研究仅限于案例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可能不够具有普适性和典型性。其二,本文的研究聚焦于集成电路产业,所得出的结论可能对其他产业不适用。其三,本文通过构建的并购绩效分析框架可能不够客观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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