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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h】

人口结构、金融摩擦与国际资本流动结构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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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 选题背景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1.2.1 研究意义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1.3.1 研究思路

1.3.2 研究方法

1.4 可能的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1.4.1 主要创新点

1.4.2 不足

2 相关理论与研究文献综述

2.1 国际资本流动的相关理论文献

2.1.1 国际资本流动的分类与衡量指标

2.1.2 国际资本流动的决定因素

2.2 有关金融摩擦的理论文献

2.2.1 金融摩擦的概念及其相关理论

2.2.2金融摩擦对国际资本流动影响的相关理论及文献

2.3 人口结构对国际资本流动影响的理论文献

2.4 人口结构、金融摩擦与国际资本流动结构失衡的理论文献

2.5本章小结

3“中心-边缘”体系 3下人口结构变迁、金融摩擦与国际资本流动现状

3.1 “中心-边缘”体系下人口结构变迁现状

3.2“中心-边缘”体系下金融摩擦现状

3.3 “中心-边缘”理论体系下国际资本流动现状

4人口结构差异、金融摩擦差异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结构性失衡的理论分析

4.1 金融摩擦通过巨大的储蓄-投资楔子作用于“中心-边缘”国家间的国际资本流动结构性失衡

4.1.1 居民

4.1.2 厂商

4.1.3 封闭经济下的均衡

4.1.4 开放经济下的均衡

4.2 人口结构通过巨大的资本劳动力楔子作用于“中心-边缘”国家间的国际资本流动结构性失衡

4.2.1 居民

4.2.2 厂商

4.2.3 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市场均衡

4.3 本章小结

5人口结构与金融摩擦对双向国际资本流动影响的实证检验

5.1 实证检验

5.1.1 研究设计

5.1.2 实证结构

5.2 对理论模型作用渠道的识别及其检验

5.2.1 FDI作用渠道的识别及其检验

5.2.2 FCP作用渠道的识别及其检验

6 基于中美两国经验的人口结构、金融摩擦、资本双向流动与贸易冲突

6.1 中美两国人口结构差异与金融摩擦差异现状及未来走势

6.2 中美人口结构差异、金融摩擦差异对中美资本流动结构性失衡的影响-基于VAR模型检验

6.2.1 VAR模型的建立与参数说明

6.2.2 实证检验与结果

6.3 从资本双向流动角度重新审视中美贸易失衡与贸易摩擦-基于资本利益分配的简单测算

6.3.1 中美两国的实物资本回报率与金融资本回报率的比较

6.3.2 中美两国利益分配的大致测算

6.4 本章小结

7 结论与政策建议

7.1 相关研究结论

7.2 相关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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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心-边缘”理论源于国际贸易,揭示了“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的差异性和不平等方面的失衡性国际经济关系。近几十年来,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和速度已经超过了全球商品贸易的规模和速度,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根据当前国际资本流动的模式,本文大胆假设国际资本流动中也存在“中心-边缘”格局。在当前非对称的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资本流动格局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构成了资本流动的中心国家,处于积极而有利的地位;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构成了资本流动的边缘国家,处于被动和弱势地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中心边缘”国家之间国际资本流动的结构性失衡以及由资本流动引起的财富分配的倾斜性。  通过对相关数据的整理,本文揭示了三个经济特征事实:一是国际资本从“边缘”国家流向“中心”国家(卢卡斯悖论),并且存在“资本双向流动现象”,即直接投资(FDI)从“中心”国家流向“边缘”国家,但是间接金融资本投资(FCP)确在一定程度上是从“边缘”国家流向“中心”国家,随之造成国际资本流动结构性失衡。二是“边缘”国家人口红利巨大,“中心”国家人口老龄化严重。三是“边缘”国家金融摩擦严重,“中心”国家金融摩擦较小。本文从三个经济变量的协同性出发,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揭示了两种可实现的途径:一是金融摩擦通过影响一国的投资-储蓄缺口而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结构性失衡;二是人口结构通过影响一国的资本-劳动力缺口(本文中的投资率与储蓄率之差)来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结构性失衡。  本文在现有理论的基础上,将人口结构和金融摩擦两个前沿变量嵌入一个国际资本流动均衡模型之中,以此来试图讨论国际资本流动结构性失衡问题。研究发现:国家间人口结构和金融摩擦两个变量均导致了国际资本流动的结构性失衡问题的出现。人口结构作为一个长期变量,会进一步对金融摩擦形成促进作用,从而加剧国际资本流动结构性失衡。同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与调整人口结构这一长期变量相比,促进金融发展、提高金融体系运行效率已成为当务之急。  其次,本文利用全球数据实证检验了人口结构和金融摩擦对国际资本流动结构失衡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结构代理变量老年抚养比的下降显著促进FDI净流入和FCP净流出;金融摩擦代理变量私人信贷比例的下降显著促进FDI净流入和FCP净流出;同时,老年抚养比的下降显著提高了国民储蓄率,这进一步强化了金融摩擦对国际资本流动结构性失衡的影响。本文的结论通过了平稳性和内生性检验。  最后,本文在借鉴中美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中美双向资本流动与贸易摩擦。根据本文的研究,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部分原因是人口结构和金融摩擦的自发机制影响,并非美国所定性的中国政府的汇率操纵产生的结果。历史数据显示,中国对美FDI的高回报率使其国际资本净回报率持续为负,进一步加剧了中美国际贸易的长期失衡。同时,本文估计中美之间的利息转移约占中美贸易差额的5%,这表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国际资本流动结构失衡使得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失衡长期存在,即使两国的经常项目是完全平衡的。此外,根据此前数据,中美在金融摩擦方面的差距逐年缩小,中美国际资本流动结构性失衡和中美贸易平衡有望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但是,中美之间的人口差距并没有改善,这表明中美之间的人口变化并没有有效缓解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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