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以身份认同与主义选择为中心

摘要

长期以来，学界对于李大钊的研究往往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李大钊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成为后来中国的正统官方意识形态。这样的观念一旦出现，常会形成一种刻板印象和主观偏见，李大钊作为知识分子的个体因素就很自然的被身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光环所掩盖。本文所要探讨的是身为知识分子的李大钊如何接受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他的身份特征和独特经历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对于主义的选择。同样地，为什么是李大钊而不是其它人，这其中又有怎样的特殊性和必然性?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互动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日后的人生命运?
　　 文章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从个体经历和职业角度阐释了李大钊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原因，这些没有被明确表达出来但对其言行发生重要影响的潜意识是精神史研究的热门。这其中既有中国传统文化对于读书人的影响，也有外来观念的传播和中国社会党人的帮助，还有李大钊的记者身份和教书经历，尤其后者学界的论述较少。大同理念和救世情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良因子，而晚清新近传入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李大钊。文中用大量篇幅介绍了在李大钊之前，中国社会党人和其它知识分子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介绍与阐释，虽然不成体系，但也能够为我们理解李大钊之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发展情况提供一些线索和思路。随着时间的推移，李大钊进入北京大学，他的老师身份和独特学术环境的转移，无形中提供了一个学者与革命家之间强有力的张力，也为我们理解其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径。
　　 第二部分主要是从文本分析入手详细解释了李大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今天传统意义上的观念有何不同。此内容主要分为六个部分，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开始展开，详细论述了竞争与斗争、阶级竞争与阶级互助、调和论与暴力论、人道主义的精神与劳工神圣的观念等几个方面的对立，从而得出一点自己的结论。主义与主义是有区分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氏主义也是有分别的，竞争不能代替斗争，调和与暴力的差别也是相当明显，劳工的范围与人道主义的精神在李大钊的文本中也有很多的体现，综合上述论证得出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与自由启蒙的观念存在着千丝万缕地联系，不能用机械的二元论将其简单地分离开来。
　　 第三部分从李大钊与共产国际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入手，在此期间李大钊在中国共产党中所处的位置和其管理才能的分析，并就李大钊与冯玉祥、李大钊与孙中山的关系做了浅显的论述。共产国际的指令与李大钊在国共合作中的积极态度影响了李大钊在中共内部与国民党中位置的悬殊。这种位置的悬殊和背后政治理念的不同为李大钊在北京的逝世埋下了伏笔。
　　 第四部分从民族国家的视角出发，阐释了在苏联使馆案这一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国民党人、苏联人和张作霖的北洋政府之间的一系列纠葛与冲突，而这一矛盾的中心李大钊的命运沉浮其实早在国共合作初期已经注定。从民族国家的视角来看，国家外交权力的些许恢复和条约体系的松动可能是党案意想不到的收获，而这种外交权力的胜利迅速被北伐进军的号角和李大钊的牺牲所掩盖，学界尚无文论述。
　　 总之，本文的写作力图突破以往研究范式的窠臼，从个体的角度入手，借鉴社会学的些许方法，在身份认同与主义选择的框架里，力图更好的诠释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互动关系，还历史以真实。当然，历史的研究无法避免叙述者的主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的文本写作都只能是一家之言，偏颇之处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