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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活政治”到“制度生活”:政治生活的形态变迁与政治系统的回应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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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声明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回顾

第三节 核心概念与创新之处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第二章 复杂现代性中的政治生活形态:重构“生活政治”话语范式

第一节 政治生活的目的与形态维度

第二节 现代性范式重构与“生活政治”理论反思

第三节 中国式“生活政治”:历史方位与形态维度

本章小结

第三章 中国式生活政治的未来图景:建构“制度生活”政治形态

第一节 重新发现制度:中国式生活政治困境衍生的制度逻辑

第二节 “制度生活”:中国政治形态未来图景及其多重维度

第三节 西方政治形态反思与中国政治生活的建构指向

本章小结

第四章 “制度生活”中政治输入系统的转向与建构

第一节 需求的输入:需求的制度化甄别与输入的制度化通路

第二节 支持的输入:政治生活中的影响施与及制度化建构

第三节 反馈的输入:政治合法性建构的制度化转向

本章小结

第五章 “制度生活”中政治转换系统的转向与建构

第一节 突围官僚体系:法治制度化与政府活力再激发

第二节 重塑决策主体:有限理性与权责制度化

第三节 再造政策议程:应激性与制度化的调和

本章小结

第六章 “制度生活”中政治输出系统的转向与建构

第一节 “内部输出”的制度化:国家治理模式转型

第二节 “外部输出”的制度化:政策的传播与执行

第三节 不同制度情境下的政策传播:来自经验证据

本章小结

结语

参考文献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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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独特的现代化模式,深刻影响并重塑了中国经济、社会与政治系统的运作逻辑及其表现形态。面对当前政治生活中凸显的诸多弊病,想望并建构一个超越性的政治生活形态至关重要。因而,基于中国政治生活形态的变迁取向,实现政治系统的相适的回应建构,就理应成为我们孜孜寻求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所在、题中之义。
  作为政治权力及其施行逻辑的具体体现,政治生活形态体现了现代化过程的具体演进并受现代性范式所形塑。在颇具中国色彩的强调多样性和国家与个体相统一的“复杂现代性”中,逐渐形成了具有独特内涵的“生活政治”形态——既表现为政治主体、价值、目标和过程的社会化扩展,又凸显出过程逻辑和依循路径的探索性、模糊性和转型性特征,从而总是在解决旧问题的过程中产生新问题,导致诸多不确定、权宜性、流动性困境衍生。“制度生活”政治形态是相对于“生活政治”而言并超越了后者而形塑的,其描述了一种制度化的政治生活形态,力图以理性的制度克服生活政治之价值混杂性、结构失调性及过程失序性。它的规定性与指向性体现在三个层面上:在政治价值上,强调秩序、分配公平、价值向心力和政治参与的政治价值观,注重个体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相结合;在政治结构上,建构国家治理体系,既发挥国家在治理中的主导性作用,又形成一个包含了多元治理主体的、相互之间互动连结的现代治理体系;在政治过程上,以个体实现方式与政治组织方式两方面为切入,以权利价值的凸显、交往理性的形塑、多元治理的型构、协商民主的建构为路径。
  当然,政治生活是一个由个体、组织及若干机构所组成并相互作用的、既有层次分工又有完整体系的有机整体,故而其规约与形塑是一个多方设计、多维推进、多元互动的系统过程。在这里,我们采用系统分析方法,将政治生活视为一个内外连接、持续互动、有机统一的政治系统,从政治系统的输入、转换与输出三个过程出发,分别阐析其制度化转向与重构,以实现“制度生活”政治形态下的政治系统的整体建构。
  首先,实现政治输入系统的制度化,应从外部需求、压力以及反馈进入政治系统的具体过程分别进行建构:其一是要建构多元化社会治理体系,使人们在多元参与、协商对话、协同共治的过程中,实现需求的制度化甄别与凝聚;其二则应基于当前社会冲突压力的衍生、情状与后果,重塑利益分配、利益表达和机会均等制度;其三,反馈的制度化建构,应在保障输出端的以政绩为基础的特定支持的前提下,寻求输入端的以政治参与价值为基础的弥散支持的培育与生长。
  其次,政治转换系统的制度化建构可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转变官僚运作逻辑的运动型治理取向,加强法治化建设、推动制度体系建构,实现政府活力的再激发;二是重视有限理性和自由裁量权限定对决策主体产生的影响,从激励、包容以及监督三个方面实现对决策者认知态度和变革动力的塑造;三是转变当前纵横向上的政策议程设置模式,以制度化路径取代运动型机制,并对应激性模式进行规范、约束与引导。
  最后,政治输出系统包括内部输出和外部输出两个方面:一方面,作为内部输出的国家治理模式的制度化转型,既要遵循从权力胁迫到制度规范再到自愿合作的建构逻辑,又要进行多元化、民主化及复合化的系统性建构;另一方面,应从政策传播和政策执行两个方面实现外部输出的制度建构:既要在公民参与、网络互动、信息反馈和政策纠错等机制的构建中实现公共政策的共识性营销,又要在多元协同机制的建构中为政策执行提供全面的合法性压力和系统的监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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