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徽商“贾而好儒”现象的研究

摘要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在明代徽商“贾而好儒”问题上以经济演化分析取代长时段的结构主义分析。“贾而好儒”是明代嘉靖、万历间社会经济变迁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不是明代徽商的固有特征。其最终形成是在低水平供给公共品的政府、人格化交易、倭乱与海禁政策、等级化的商业网络等多种因素复杂作用下的结果,反映了明代徽州商人形成更大规模关系网络、节省人格化交易中交易成本的一种努力。
　　 具体而言,本文在史实判定与理论解释上有如下创新。
　　 第一,对几组概念的成词时间进行了考证。通过对“徽商”、“歙商”等地域性商人称号考察,为王振忠关于“徽商”最早成词于正德间,而不是以往所认为的成化、弘治间的观点提供了两则新史料。“歙贾”与“徽商”的成词时间接近,其余各县商人称号成词稍后且时间不一。同时,对“帮”(限明代)、“商帮”、“徽帮”称号的成词时间进行了考证。“商帮”一词出现于明末福建文献中,盐业商帮(或海帮)的组织可追溯至嘉靖四十三年(1564);“徽帮”一词出现于清末民初。对明代徽商的组织化程度似乎不宜作过高估计。
　　 第二,徽州田价是徽商资本流动的风向标。以往关于明代徽州田价趋势的“倒U形增长说”和“直线增长说”均值得商榷。其原因有二:天启前的徽州田价因忽视田税推割延迟而被高估;同时,忽视了亩的标准不一、亩价数据的高离散度对平均亩价有效性与代表性的影响。利用田价年租比曲线分析,明代徽州田价既不呈“倒U形”增长,也不呈“直线”增长,而呈“N形增长”。这是徽商资本在嘉靖“严肃海禁”后大量从土地流向盐业、典业,又在万历商业环境恶化后持续回流土地的结果。
　　 第三,绘制了1370-1826年间徽州六县中进士人数与中举人数的趋势图,指出明中期以后徽州六县儒业出现清晰的分化。休宁的中进士人数与中举人数逐渐向歙县趋同;在宋和明中前期“儒风”很盛的婺源、祁门县在明后期儒业出现大幅衰落;而黟县、绩溪则始终处于低位,改变不大。“儒风”不是“贾而好儒”的充分条件。
　　 第四,讨论了关系网络中徽商的“游道”及其开展的主要方式,对“客纲”“客纪”、“客长”、“商纲”等概念进行了釐清。客纲、客纪,亦即客长,最早出现于成化间,是盐业中设立的联引盐商与政府的职位。嘉靖三十五年海洋贸易中亦见“客纲”、“客纪”,是指客商首领,不是运纲组织。木业中有“商纲”,专指商人首领。明末文学作品中“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