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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渐进式改革中公平与效率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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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财经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及知识产权声明

前言

第一章效率与公平的内涵

第二章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第三章历史经验:我国改革前的效率与公平研究

第四章改革后的效率与公平现状

第五章改革中的制度安排与机会不均等

第六章结论与政策建议

主要参考文献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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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论文的主要内容及观点人生来就应该是自由平等的。在获得经济收入上,自由表现为人们可以依据其能力和努力程度获得相应的报酬,平等表现为人们获得经济收入的均等化。在有限资源的前提下,允许自由竞争能够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和促使社会总产出的增长,但这同时也会伴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违背了社会公平的原则。相反,以公平优先甚至抹煞收入差距会损伤人们的劳动积极性,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这样,是以公平为代价获得较多的效率还是以效率为代价获得较多的公平亦或是两者相妥协达到平衡,社会面临着选择。 西方学者关于公平与效率关系的争论由来已久,但这些争论不是发生在制度层面上,而是发生在政策操作层面上。他们一般都默认应以市场的有效运行为前提,他们的争论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健全条件下对国家在收入分配中的角色和政策选择的争论。这些理论是在西方市场经济运行几百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我们国家在解决效率与公平的矛盾上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另外,由于我们国家还存在着许多制约市场充分运行的制度性因素,在应用这些理论分析中国的问题时就更加复杂了,我们不能简单地套用其中的某个理论或观点。但至少有两点是肯定的:第一,市场的充分运行能够使资源得到相当有效率的配置(也有失灵的地方);第二,市场的充分运行必然会伴随着人们收入差距拉大的结果,所以国家要调节这种收入差距。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最难解决的就是第二个问题解决的度的把握程度;对于我们国家来说,除了也要解决这个问题外,目前更加重要的是如何解决因为市场机制不能够有效运行而带来的效率损失和因此更加扩大了的收入差距。 在经历了平均主义和计划经济致使效率严重损失的教训后,我国走上了渐进式改革的道路,逐步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渐进式改革的最大特点是市场调节和政府管制并存。此外,改革过程中也难免会出现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安排;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会出现一些原本合理而现在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在旧的体制逐步改变而新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的过程中存在很多制度安排上的空白和漏洞;新旧体制交织也形成了很多不一致的规则,造成了生产要素参与生产的机会不均等和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这些因素在造成效率损失的同时也损害着社会公平。这些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存在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场化程度不高和政府角色的某些错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很大提高。而这种经济增长也伴随着经济结构不合理、能源利用水平低以及环境遭到破坏等问题;同时,全国居民之间特别是城乡居民之间、地区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这不是由于市场的充分运行造成的,恰恰相反,这主要是由于市场在生产领域得不到充分运行造成的。市场得不到充分运行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政府实施违背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的区域差别政策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另一个是各种生产要素参与生产的机会不均等。此外,政府在消费领域实行差别性政策也加剧了经济效率的损失和收入差距的扩大。 生产领域中各种生产要素参与生产的机会不均等表现在:二元制户籍制度的存在造成了劳动力就业机会不均等和劳动力流动不充分;地区差异政策造成了资本投资机会不均等和资本流动不充分;行业垄断造成了民营企业获得投资机会不均等;寻租行为的大量存在造成了招标投标的中标机会不均等。消费领域中人们获得公共产品服务的机会不均等。穷人获得受教育的机会不均等,农民获得社会保障的机会不均等。居民获得收入的机会不均等不仅造成了社会效率的损失,也造成了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和民众心理不平衡。 所以,当前中国关键要解决的不是急于缩小收入差距本身,而是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政策,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为居民提供更加公平的机会。在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上,本文提出在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应以效率优先,“价高者得”机会均等;在消费领域应以公平优先,但保持合理差距。这样才能实现在提高经济效率的基础上增进公平。 本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的主要目的是探讨公平与效率的基本内涵,力求对这两个概念有一个准确的认识。本章最后提出了两个前提假设,即福利最大化的理性人假设和慈善型政府假设,为后面章节的论述做好铺设。 第二章主要介绍西方关于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的一些理论并借鉴几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践经验与教训。分析得出美国在贫富差距较大的情况下还能够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其主要原因在于美国赋予了居民相当公平的竞争机会。美国对居民收入调节度很小使得美国居民的贫富差距很大,但德国和瑞典的高福利政策又使得它们陷入了困境。拉美赶超战略的失败在于它们的策略违背了其国家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而对收入差距扩大听之任之则带来了居民收入两极分化;亚洲四小龙的模式正好是完全反过来的,所以实现了提高效率和增进公平的双赢。可见,机会公平、依据比较优势以及对收入的适当调节是保证经济效率提高和改善收入公平状况的重要因素。而要保证这三者能够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制定合理的规则和制度,从而引入制度与制度变迁的相关理论。 第三章总结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经验与教训。介绍了平均主义与计划指导的运行机理。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与按指令性计划配置资源的方式会使社会经济效率发生严重损失,这不符合政府有效配置资源的标准。而其中尤其以平均主义分配制度造成经济效率损失的原因最大。另外,经济结果均等是建立在抹杀个人禀赋和生产能力差别的基础上,而当人们的付出不同却得到了相同的结果时,人们就会产生一种心理上的被剥夺感。社会民众的不满必然呼唤着改革的到来。最后介绍我国渐进式改革的内涵和制度上的特点。 第四章介绍了我国改革后社会的效率与公平现状并分析了各自的原因。改革后我国的经济效率有了很大提高,但还存在着许多资源浪费和效率损失等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造成的。经济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地区同构现象严重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足。这违背了我国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浪费。改革后,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其主要原因在于规则不公平造成的机会不均等。 第五章介绍了我国改革中存在的各种机会不均等现象及其影响。这是本文的重点所在,在篇幅上占的份量也最大。在我国渐进式改革过程中,由于新旧制度交织,造成了居民之间在获得收入的机会上存在着大量的不公平现象。在生产领域中各种生产要素参与生产的机会不均等。二元制户籍制度的存在造成了劳动力就业机会不均等和劳动力流动不充分;地区差异政策造成了资本投资机会不均等和资本流动不充分;行业垄断造成了民营企业获得投资机会不均等;寻租行为的大量存在造成了招标投标的中标机会不均等。在消费领域人们获得公共产品服务的机会不均等。穷人获得受教育的机会不均等,农民获得社会保障的机会不均等。居民获得收入的机会不均等不仅造成了社会效率的损失,也导致了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和民众心理的不平衡。在分析了各种机会不均等的时候提出了相应的具体解决措施。 第六章,即最后一章,得出处理效率与公平关系的结论,即在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应以效率优先,“价高者得”机会均等;在消费领域应以公平优先,但保持合理差距。这样才能实现在提高经济效率的基础上增进公平。最后提出总结性的政策建议。 二、本文的主要贡献 西方关于公平与效率的争论由来已久,但他们的争论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健全条件下对国家在收入分配中的角色和政策选择的争论。这些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处理我国渐进式改革过程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分析了我国改革过程中存在的各种机会不均等现象,得出目前我国资源使用效率低和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场在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得不到充分运行和政府在消费领域实行的歧视性政策。本文应用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提出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新观点,即在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应以效率优先,“价高者得”机会均等;在消费领域应以公平优先,但保持合理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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