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初步

摘要

“礼治”还是“法治”，是一个从春秋战国时代就争论不休的问题。秦行“法治”，由一个地处西垂的小国一跃而成为七雄之一，进而并吞山东六国、一统宇内，依靠律令体系所产生的强大能量可见一斑。但是，秦帝国的迅速败亡也多少说明了仅仅依靠单纯的“法治”是无法进行有效的社会整合的。到了西汉中期，“礼治”还是“法治”的问题再一次成为焦点，儒家所倡导的“礼治”有了一次付诸实践的机会。汉武帝时期的政策，虽有“独尊儒术”之说，却无儒术独尊之实，而是一种诸道并进的态势，国家所主要依靠的仍旧是承秦而来的律令体系和精于律令的文法吏，但是汉武帝毕竟为儒学日后成为正统思想打通了上升的通道。一方面儒学的影响不断扩大，信奉者日益增多，许多儒生参加到政权中来；另一方面，一些儒生开始了将儒家思想和律令体系、法律实践相结合的尝试。但是，坚持“法治”的文法吏同向往“礼治”的儒生之间的矛盾依旧尖锐。儒学地位的蒸蒸日上，西汉的儒生却依旧着眼于根本性的社会批判而不是社会现实，他们企图完全抛弃秦以来的“法治”传统，继而恢复三代的“礼治”，并在西汉后期掀起“奉天法古”的浪潮，试图建立儒家经典中的太平盛世。在诸多非理性因素的作用下，导致了王莽的大规模改制。新莽的改制完全以儒家经典为依托，试图以纯粹的“礼治”缔造一个新世界，但同样以迅速失败而告终。与秦的任法而亡一样，新莽的失败也多少说明了纯任“礼治” 不合于社会现实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