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约束下的上海对外贸易结构调整路径选择研究

摘要

中国经济着陆已无悬念，但着陆方式以及重启模式却不乏争议。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终结了以金融产业为主引擎的全球经济的高速发展。正如美国经济学家DavidKorten所言“后危机时代全球都在经历着…一场由华尔街影子财富的经济到现实财富的伟大转变。”作为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转型亦在寻求新的经济支点。
　　 对于新经济增长点的渴求，源于旧的增长动力的衰竭，这也正是中国制造业的困局所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特别是却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制造席卷全球，出口这架对中国经济腾飞做出了重要贡献的马车，成为了加速中国经济发展最强劲的动力之一。因为它的强劲，它的好用，我们一用就是10年，出于棘轮效应的惯性，人们不愿轻易放弃，或者说已经缺乏寻找新动力的勇气。中国制造的辉煌毋庸置疑，但这个支柱也在不断的遭遇新的挑战，加工贸易比重过大、外贸依存度过高使得我国产品供给结构受国际需求和国际分工约束较大，中国经济更容易受到外部冲击，2009年的金融危机使得我国出口急剧萎缩，长三角、珠三角等传统制造业生产基地的大量企业面临生存困境、倒闭破产的影像依稀在目。对加工贸易的依赖更加剧了我国产业结构停留在生产链条的最低端。
　　 中国制造确实面临很大压力，作为全球制造中心，人口红利消耗殆尽，随着劳动力短缺的出现，国内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中国制造”在传统的工业领域已经越来越不具竞争力。而在新兴的领域中，由于大量的外资企业要迁回本国，这将使“中国制造”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
　　 上海，作为全国经济开放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旨在推进其国际贸易中心的建设。十二五时期，上海的发展主线为“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如何转型？经济启东新模式是什么？这一系列问题无疑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焦点。面对能源资源的瓶颈，上海未来城市发展必然以节能低碳为其质量导向。
　　 商品贸易作为影响能源消费和环境的重要因素，在城市转型的时期，建立具有全球贸易资源配置能力的现代国际贸易中心必须与构建节能低碳城市协调发展。上海对外贸易将继续保持高增长态势，转型发展已对上海对外商品贸易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寻求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与城市转型之间的平衡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正是在此背景下，在总结了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上海商品贸易与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关联性进行研究，从贸易对能源消费、碳排的影响机制和最终商品的“能源转移”两个角度阐释了上海贸易与能源消费的关联性。
　　 本文主要研究上海商品贸易与能源、碳排的关系，着重阐明如下几个问题:我国碳排总量有中有多少归因于境外消费？作为经济中心的上海碳排总量贸易造成的碳转移规模多大？贸易商品及其产业结构如何影响着上海的碳排量？调整上海贸易商品结构以降低碳排的产业优先顺序选择？各方利益博弈产生的多边贸易政策与环境规制政策会对我国经济贸易发展与气候造成何种影响及我国应如何应对？上海应如何调整贸易结构以实现节能减排？
　　 1.在贸易对环境影响的分析框架下，借鉴AntweilerW,CopelandB.R和TaylorM.S的理论模型，利用我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就我国商品贸易对碳排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分析，从而分析上海贸易与能源、碳排的关联性。
　　 首先，规模效应会进一步加剧中国大气污染程度。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由它引起的大气污染水平也会相应提高。同时，由于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仍处于库兹涅茨曲线的左侧，没有越过转折点，所以经济规模扩大所带来的收入水平的提高在中国仍会加剧污染，其中最为突出地表现在我们经常说的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
　　 其次，结构效应总体会降低中国大气的污染程度。通过对产业结构的调整，逐步降低重污染行业占各地乃至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提高信息、第三产业等轻污染行业的比例，从而在总体上降低中国的环境污染水平，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降低重污染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最后，技术效应会降低中国环境污染的程度。技术进步带来了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和治理污染技术的更新，降低了中国环境污染的总体水平。
　　 2.作为世界最主要的贸易国和“世界加工工厂”的中国，商品贸易已成为影响国内碳排放的重要因素。首先利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对我国21个贸易产业部门和经济中心城市上海的出口商品中内涵碳排进行测算，继而利用投入产出偏差模型将我国1995年-1997年，1997年-2002年，2002年-2005年及2005年-2007年间的出口商品中的内涵碳排变化进行因素分解，将其分解为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得出研究结论:我国出口商品中内涵碳排量占我国工业碳排总量的比重先升后降，2007年虽然较2005年有所下降，但比重仍高达19.8％，出口所引致的碳排依旧是我国碳排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四个时段的因素分解，结果显示技术效应成为促进我国出口商品内涵碳排量减少的主要因素;结构效应对减排由负效应转为正效应，说明我国贸易结构有所改善，但对减排贡献度还不高，仍有很大潜力。
　　 3.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正处于“重工业化”发展阶段。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贸易发展的矛盾十分突出。“高能耗、高排放”的高碳经济特征十分显著。上海在推进“四个率先”的过程中，更要关注能源的有限性和环境的有容性。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上海未来贸易模式应是基于化石能源高效清洁利用和开发可再生能源基础上的低碳贸易模式。对此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