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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圈形成的基本理论及其地理计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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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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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引论

第二章旅游空间相互作用模型:旅游圈形成的基本动力建模

第三章旅游空间相互作用模型应用:旅游圈形成的“供—需”力量分析实例

第四章游时需求的空间演变模型:旅游圈时间尺度规模的地理计算

第五章旅径大小的空间演变模式:旅游圈空间尺度规模的地理计算

第六章旅游区空间溢出模型:旅游圈有效组织的地理计算

第七章长江三角洲旅游圈空间溢出分析

第八章总结和讨论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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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旅游圈作为区域旅游合作的产物,受到了行业和学术界越来越广泛的关注。本文从旅游供给角度,将旅游圈视为旅游区的一种空间组织和产品形式,并立足于“旅游圈的产品属性”,对旅游圈的形成问题展开理论分析和地理计算研究。 在第1章引论中,在对已有研究进行综述和归纳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旅游圈具有3个基本的产品属性:旅游圈是一种产品;旅游圈是一种组合的产品;旅游圈是一种内部构成要素之间存在溢出的组合产品。作为一种产品,需要探讨影响产品供求的基本力量;作为一种组合的产品,需要探讨组合的规模大小;作为内部要素之间有溢出的组合产品,需要探讨它的有效组织问题,在这种认识下,我们设计了文章的研究内容。同时结合地理信息科学的核心:地理计算研究的兴起,我们确立了文章的研究风格:针对理论问题,进行模型构建,展开地理计算研究。 第2章从旅游圈形成的基本动力出发建立了一个威尔逊形式的旅游空间相互作用模型:Tjk=KOkP1-βjGβjexp(-λrjk)或,其中,Tjk表示客源地j与目的地k之间的空间相互作用强度,Ok表示目的地k吸引力的大小(或规模等级),Pj为客源地j的人口规模,Gj为j地人口的总收入水平,rjk表示客源地j和目的地k之间的广义距离,β为收入水平参数,λ为空间阻尼参数,K为归一化因子。这一章的重点在于对模型参数的计算和确定,研究表明,我国当前旅游业发展水平下,当使用GDP(元)来衡量j地人口的收入水平时,β的值约为0.38;当使用物理距离(公里)来衡量客源地j和目的地k之间的距离,并讨论全国范围的旅游空间相互作用时,λ的值取为0.00322;而当探讨的是国内某一“旅游地域网络”内的旅游空间相互作用时,λ的值取为0.00446。 第3章运用空间相互作用模型分别从“供”与“求”两方面来认识旅游圈形成的力量。从供给方面,主要计算了旅游区(旅游圈的母体)的吸引力(或规模等级),从需求方面,主要计算了旅游区的市场域和市场份额,以及客源集中指数和空间吸引半径。这一章主要在旅游圈的省级域元尺度上展开地理计算和实证分析。 第4章从时间尺度上来认识旅游圈组织的合理规模。从供求均衡的角度看,游时需求的大小决定着旅游圈供给的时间尺度规模。游时及其相关计算用的数据,主要从旅行社经营的旅游线路中提取。研究发现,游客对旅游圈的游时需求随出行距离的增加呈幂函数形式增长,其中出游时间(T0,天)与出行直线距离(D1,公里)之间具有T0=0.1908D10.4601的统计关系,而游览时间(T1,天)与出行直线距离之间具有T1=0.0715D10.5655的统计关系。因此,旅游圈作为一种产品在面向不同空间尺度上的游客时,其组织规模应该是不同的,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 第5章从空间尺度上来认识旅游圈组织的合理规模。本章引入“旅径”一词来表示旅游圈的直径,并以此度量旅游圈的空间尺度规模。将第4章研究得到的模型与前人提出的相关模型进行联解,发现游客对旅游圈的空间尺度规模的需求(即旅径的大小,用“φ”表示,单位:公里)随出行距离(以直线距离D1表示,单位:公里)的增加而呈现为“Y”型模式。理论计算表明,出行直线距离在322公里以内时,所需求的旅径为0,即游客通常采取直游型的旅游模式,不变换住宿地,在目的地的游览时间(T1)一般不超过2天;当出行直线距离大于322公里时,旅游圈的空间规模不断变大,旅径随出行距离增加而呈对数增长,相应的关系模型为:φ=253.6lnD1-1464.6,即一个直游型的目的地已经难以满足游客需求,游客需要变换住宿地而采取串游型的旅游模式,形成了旅游区组织成串游型旅游圈的市场驱动力量。研究还发现,中国现阶段居民出游的理论平均距离约为310公里,这个数值与游客对旅径需求“Y”型模式分叉处的322公里和双休日出游的限制性距离305公里一道,构成中国居民国内出游的一个重要距离尺度:300公里;同时发现,300公里也是旅游圈半径的一个限制性距离。 第6章通过构建旅游区空间溢出模型来研究旅游圈的有效组织问题。研究发现,构成旅游圈的各子旅游区之间溢出作用与旅游区之间的规模等级差异、类型差异和空间距离有关,也与旅游区本身的学习能力大小有关。旅游区空间溢出可用以下模型来表达: S(i)j=δje-(1/δ(l)jG(l)ij)2+δ(k)jG(k)ij-λrij,其中S(i)j表示j旅游区接受到的来自i旅游区的溢出,G(l)ij表示i,j两地之间的规模等级缺口,G(k)ij表示i,j两地之间的类型差异缺口,rij表示i,j两地之间的空间距离缺口,δj,δ(l)j,δ(k)j都是与j地学习能力有关的参数,λ是旅游空间相互作用阻尼参数;另外,我们将溢出模型中指数项的指数部分定义为旅游区的溢出指数Iij,即Iij=-(1/δ(l)jG(l)ij)2+δ(k)jG(k)ij-λrij,并以之作为正、负溢出的判别标准。对模型进行可计算处理后,发现δj=δ(l)j=δ(k)j=Cxj,其中Cj为j地的人均收入水平(可用人均GDP表示),x为学习能力幂指数,在我们所假设的条件下,其值约为0.11。在分析一个大旅游区下各子旅游区之间的相互溢出时,可以求取某一子旅游区接受到的溢出的平均值(δ)j,并与自身的学习能力δf进行比较,以判别子旅游区j在大旅游区中总体上是受到“正溢出”还是“负溢出”。如果(δ)j>δj,则子旅游区j在大旅游区中受到“正溢出”,即是获益的;如果(δ)j<δj,则子旅游区j在大旅游区中受到“负溢出”,即是受损的;如果(δ)j=δj,则子旅游区j在大旅游区中受到“0溢出”,损益相当。 第7章运用旅游区空间溢出分析模型,对参与大长江三角洲旅游圈建设的24个城市之间的旅游溢出展开了实证分析。在分别对大长江三角洲城市的学习能力、规模等级、类型差异和空间距离这4个变量进行可计算化处理后,获得了相关的数据,从而使得模型的计算实现成为了可能。通过对溢出指数和溢出水平等计算结果的分析,我们不仅对大长江三角洲24城市之间的溢出从总体上有了定量的认识;同时在对上海、杭州和黄山这3个代表性城市的旅游溢出的个案研究中,我们得到了一些与通常认识不同的结论,为重新认识大长江三角洲旅游圈的区域旅游合作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第8章是总结和讨论。本章对全文的研究进行归纳,并指出了研究中的不足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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