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程、行动者与危机管理——当代中国农村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研究

摘要

和谐社会建设是当代中国最大的现实问题。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过程要求科学地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在各种社会问题当中,90年代以来日益增多的群体性事件成为影响中国稳定的一个重要问题。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离不开科学地认识和处理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群体性事件。从理论角度来讲,探讨重大群体性事件由小到大的演变过程以及各种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构建一个解释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模型有助于分析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危机问题;从政府管理实践的层面来说,通过理清重大群体性事件由小到大演变的过程和机制,可以为政府管理部门在面对和处置危及社会稳定的重大群体性事件时提供科学的决策参考,具备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根本上来看,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社会转型期不同利益、矛盾之间冲突的结果,是利益相关群体表达或维护利益诉求的一种形式。公共政策失衡或者政府行为失范是引发重大群体性事件的问题起点,组织-行动相互强化过程是重大群体性事件由小到大演变的过程特征,导火索事件的刺激引发结构失衡是导致暴力冲突的直接原因。影响民众组织过程的因素包括公共政策结构、受损群体的空间聚集、群体认同、社会网络以及群体内部的选择性激励等;群体性事件中的民众行动由散漫的个体行动向有效的集体行动转变受制于国家制度空间、个体行动者的认知理性、集体行动的效果、行动中的目标转移以及政府政策调适空间和行政能力等因素。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经过组织-行动重叠发展的三个阶段:从组织的角度来看,分散的个体成员逐渐形成具备共同行动基础的群体,最终形成组织;从行动的过程来看,分散的个体行动者之间的联合形成集体行动,最终升级为冲突双方的对抗行动。群体性事件由小到大的演变过程是不同因素推动下行动者之间互动-刺激结构的必然结果。群体性事件中一方行动者的行动选择是另一方行动的基础,彼此互相刺激,最终引发对抗性结果,呈现出“加速原理”。这一由小到大、由分散到联合、由和平到暴力的演变过程存在三个重要的关键节点:第一,分散的利益受损成员实现组织联合的过程,这一过程提高了行动的能力;第二点,集体行动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影响了集体行动目标的转换,即利益目标向价值目标的转换,缩小了对方可以采取行动的空间,这一转换过程导致集体行动向对抗性行动的转变;第三,行动双方对抗状态的失衡点——组织丧失控制能力,导火索事件发生时,双方缺乏有效的组织控制能力来约束各自的成员,从而导致暴力冲突。基于这一假设基础,本文提出了当代中国农村重大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加速模型”以及相关因素的作用机制,包括情感机制、空间-网络机制、制度-合法性机制和目标转换机制。
　　 国家-社会关系、选择结构以及行动者对“地方性知识”的认知决定了不同行动者的行动逻辑。尽管国家从“全能主义”控制有所退缩,但农民与国家之间延续了改革前“强国家-弱社会”的非对称基本结构。这种“非对称”结构使整个社会呈现两极化的特征:国家与社会之间缺乏缓冲地带,往往引发二者“面对面”的冲突。国家合法性与党的执政合法性重叠在一起,使作为国家行动者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处理社会危机时体现出高度警惕和反应过度的特征。针对社会转型过程中合法性重建,作为国家象征的中央政府通过经济发展主义导向和推动社会民主转型来重构自己的执政基础;而作为“压力型体制”下的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和社会之间扮演了复杂的角色,“代理人”、“土地厂商”和“上级政府派出机关”的身份混合在一起,迫使地方政府只能采取理性主义的行动策略来应对来自上级政府和民众的各种需求压力。在处理社会危机时,党的历史、组织规则和规范、权力结构、危机管理结构等因素混合在一起,降低了政府危机管理的专业性和科学性。专业团队缺位、内部协调机制不畅以及公众对政府危机管理的刻板成见成为制约政府危机管理的主要困境。在封闭型制度结构中的当代中国政府危机管理更多体现了政治性、强制性和意识形态化的特征。这种危机管理的过程结构缺乏谈判、妥协和让步的空间,往往在外源性因素的刺激下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无论从管理的价值观还是管理的实践来看,当代中国政府危机管理的结构和过程更多受到了传统危机管理实践和观念所形成的“路径依赖”效应制约。差序格局和市场网络是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典型特征。传统乡村社区差序格局仍然是当代中国乡村社区成员处理共同体内外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但是不同之处在于血缘标准转向权力-利益标准。在改革开放之后形成的“权力-利益网络结构”导致了乡村精英和民众内部的分裂,成为引发乡村冲突的根本原因。乡村精英与大众在这一社会结构之中的社会位置决定了他们行动逻辑的差异。“权力-利益结构网络”内部社会成员的集团化迫使这一网络结构之外的乡村精英和民众走向组织联合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以宗族、血缘和地缘为代表的传统社会资源、以大众媒体为代表的现代社会资源是乡村集体行动各方在行动的过程中积极利用的对象。弱势群体的民众如何有效地整合乡村社区内部的传统资源、如何充分利用大众媒体等现代资源决定了他们集体行动的策略和结果。
　　 嵌入在当代中国国家-社会关系、中央-地方关系、党政关系以及政府不同部门间关系之中的任何一个行政机构在面对制度、法律和规则时,都明显地表现出其行动逻辑矛盾性: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并存、显而易见的规则与潜规则并存、法律与人情并存。“嵌入性”行政约束了危机管理的过程。“政治”与“行政”融合结构使得任何一项行政管理事务都具有政治色彩,其专业性、执行性的特征让位于“政治性”一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不同层级政府之间在处理同样的社会问题时,其策略、手段往往是普遍性规范和“无规则”方式共存的过程。危机管理的要求与行政层级之间的关系结合在一起、与特定的政治过程结合在一起,政治考量(Political Consideration)大于行政考量,决定了危机管理更多体现出人性化、强制化的色彩。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离不开社会稳定,这就要求政府必须能够科学有效地应对社会危机带来的挑战。危机管理的任务不是扩大冲突,而是控制并消解冲突。对于当代中国政府来说,社会危机管理需要“新思维”。政府社会危机管理应该建立一套危机处理程序和标准,将可能引发的冲突以及不确定性降低到最小程度。从根本上来说,危机管理离不开良好的制度,包括政策制定中的民主参与、危机管理中的科学决策与指挥、各部门间的权力制衡、大众媒体监督、多元化的信息沟通等制度。在这个基础上,构建利益冲突各方妥协、谈判的框架,将冲突性社会矛盾约束在“制度化”的轨道上解决。政府制度化社会冲突的能力高低决定了社会危机管理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