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视角下的陕西省经济增长因素研究——基于1978-2007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摘要

1978-2007年，中国GDP保持年均9.83％强劲增长势头，陕西省GDP年均增长高达10.36％，但陕西省与东中部省份之间的差距仍呈继续扩大的趋势。陕西省作为中国西部地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省份，如何实现经济又好又快的科学发展，逐步缩小与中东部地区的差距，是学术界和有关决策层十分关心的议题。而厘清推动陕西省经济增长的因素及贡献率，探寻可持续的增长动力源，就成为了一项十分必要的基础性工作。 本文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经济增长核算理论、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创新经济学等理论，采取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主要偏重于定量分析的方法，测算了1978-2007年间资本形成、最终消费、货物和服务净流出、物质资本、劳动、TFP增长(广义技术进步)、人力资本、R&D资本、矿产资源开发、经济社会结构演化、对外开放、制度变革、行政成本等因素对陕西省经济增长的作用和贡献率，分析了地域文化心理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出了系列政策建议。 本文的主要结论： 第一，改革开放后的1978-2007年，陕西省虽取得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GDP增长速度，但实际上并未取得明显的发展优势，也未能有效“跑赢”全国平均水平。 第二，1978-2007年，推动陕西省经济增长的因素按照贡献率大小依此为：物质资本(57.32％)，包含劳动力数量和素质的人力资本(15.81％)，R&D资本(5.60％)，包含产权制度改革、市场化、政府职能转变和对外开放水平的制度变革(5.27％)，包含工业化和城市化因素的经济社会结构演化(1.34％)，而政府行政成本对经济增长是负贡献(-0.80％)，“未知因素”贡献率为15.46％，陕西省地方文化心理中存在不少与现代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因素。 第三，近年来陕西省经济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矿产资源开发、高强度的物质资本投入，技术进步(TFP增长)贡献率低(20％左右)、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4.5％，且呈现下降趋势，“投资推进型经济”、“资源推动型经济”、“能源沉浮型经济”等外延型增长特征越来越明显，不排除“资源诅咒”在陕北的出现。 第四，陕西省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高，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陕西是人力资源大省而非人力资本强省。 第五，中国和陕西省均于1992年进入工业化初期阶段，目前处于工业化初期到中期的过渡阶段，陕西省工业化程度略微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陕西省已先于全国进入了重化工业加速阶段。 第六，陕西省R&D投入强度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政府资金所占比重太大、企业比重太低，且从事R&D活动的企业比重太低；陕西省财政科技投入是引起GDP变动的格兰杰原因，但经济增长并不是财政科技投入增加的原因，科技发展支撑力不足。 第七，制度变革是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省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近年来制度变革的力度在降低，“体制回归”的风险一直存在；陕西省政府经济职能转变程度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由于计划制订、目标考核等政府因素的推动，GDP往往会出现刚性增长。 第八，经济社会结构演化对陕西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但较稳定，陕西省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县域经济落后，城镇化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和世界平均标准，并明显滞后于工业化水平；公有经济比重明显高于民营经济，民营经济比重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开发区作用日益增大。 第九，陕西省因对外开放不足而未能充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的综合效益，可视为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省经济未能有效“跑赢”国平均水平、经济未能实现集约型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十，凡是与外延增长有关的指标和数据，陕西省大部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凡是与内涵增长有关的指标和数据，陕西省大部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本文的创新之处： 第一，多方位、多因素、以定量分析为主，梳理了1978-2007年间推动陕西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综合利用(或改进利用)了国民收入分析法、索洛“余值法”、科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巴罗—马丁(Barro—Martin)人力资本模型、MaxwellJ．Fry对外开放多元回归模型、产业错位分析法、最小二乘法(OLS)、协整和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永续盘存法、主成分分析法(PCA)、有限数据拟合法等模型和方法，建立了包含多因素的陕西省经济增长模型，测算了十多个因素对陕西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用数据和模型计量结果说话，并对模型间的结论进行相互比较和验证，且几乎所有数据均与全国数据进行了对比。 第二，独立测算了全国和陕西省1953-2007年的物资资本存量、1953-1990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陕西省1978-2007年的“受教育年限法”人力资本存量、R&D资本存量、“制度变革当量值”、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对外开放依存度、资本形成总额平减指数、最终消费平减指数等法定统计数据中未涵盖的基础数据，测算和引用的数据较翔实和全面。 第三，尝试将文化心理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的研究范畴，分析了与现代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陕西省地方文化心理因素，并分析了陕北矿产资源开发中的“资源诅咒”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