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伦理问题及其克服路径研究

摘要

随着信息传播技术革命的到来，世界范围内的大众传媒空前繁荣，人们已习惯于传媒在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媒介真实”代替了“社会真实”，“虚拟环境”代替了“现实环境”。然而，传媒作为技术的外化，是一种真实的社会存在物。传媒技术作为工具的价值取向往往会引发传媒技术与伦理的疏离，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裂，使之成为传媒引发自身、人性及社会异化的必然。 面对传媒的多重异化，不少学者在其论著中已有所涉及，但他们大都采用事实判断的方法，运用描述性的语言，在分析其成因时涉及面较窄，这导致了传媒伦理的研究不够深入。其实，“传媒伦理的研究应该具备相当的‘元哲学’、‘元伦理学’的深度，对于传媒伦理学科的一些概念和范畴，应有一些学者做些‘元哲学’阐释，另外，就目前来看，传媒伦理学还需要一种方法，这里并不是传媒伦理学的学科构建方法，而是价值判断的方法。这一价值判断方法的缺失，使得传媒伦理在论证其原则与规范的合法性时举步维艰。”1鉴于此，本文尝试着运用一种价值判断的方法，从传媒主体的人性出发，分析传媒伦理问题存在的人性根源、政治根源、经济根源、制度根源，进而推出传媒伦理的“应然”。首先，从人性上讲，人的本性是自利的。当人性中的自利成分过分膨胀，而约束或限制它的理性手段过分软化，或提升人性道德因素的理性手段有效供给不足时，传媒伦理问题就会油然而生。 其次，从政治上讲，传媒是作为一种技术手段而存在的，由此它负载着多重的价值判断。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传媒是受政治的控制与制约的。在一定的社会建制下，如果它所维护的国家利益与人民的利益保持一致，那么两者之间就不可能存在着利益冲突或伦理问题，但当其所维护的国家利益与人民的利益不能保持一致时，两者之间就会出现利益冲突，这时，传媒就会出现道德的偏离。 再次，从经济上讲，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的转化，促使传媒的经济功能日益凸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日益凸显的经济功能又为传媒伦理问题的生成与存在提供了新的可能。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传媒的经济活动中，传媒主体是所谓的理性“经济人”。传媒主体从事传媒经济活动的唯一动机和根本目的，在于能否实现其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在中国，传媒业是社会主义国家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传媒国家所有制的性质决定了传媒主体只能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然而，总是有人受西方思想的影响，在传媒商业化、产业化、集团化的今天，不能有效地把握自己，致使其为了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不顾受访者、受众及社会的根本利益，以致出现传媒伦理问题。究其原因，传媒主体的这种伦理问题主要源于传媒主体对其行为成本与收益的权衡。其中，权衡的基点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自己的本职工作带来的相应权力，二是这种伦理问题被发现被惩治的概率。 最后，从制度上讲，传媒制度是传媒主体选择不道德行为的主要决定力量。传媒主体在进行行为选择时，如果某一行为的选择所带来的“风险”大于“收益”，那么，这一行为不管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传媒主体都不会去做。反之，如果这一行为的选择所带来的“收益”大于“风险”，那么，这一行为不管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传媒主体都会去做。传媒主体正是以在传媒制度的规约下所带来的“风险”与“收益”的差异为博弈原则来选择其行为的。因此，当传媒政治经济制度失衡、传媒伦理制度有效供给不足和约束软化时，传媒伦理问题就随之出现。在现有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下，要克服传媒伦理问题，实现传媒的理性复归，首先，必须遵循以下几种伦理原则，如社会责任原则、真实原则、客观原则、公正原则、善良原则等。其次，克服传媒伦理问题，实现传媒理性复归还有几条具体路径。一是切实落实好传媒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这是克服传媒伦理问题，实现传媒理性复归的前提和基础；二是强化传媒的他律形式，完善相应的传媒法律或制度，这是对传媒从业人员的“硬”性控制，是传媒活动的底线伦理；三是加强传媒从业人员的自律，实施传媒伦理道德的内化，这是对传媒从业人员的“软”性控制，是对传媒从业人员的更高要求；四是对传媒从业人员实施传媒伦理教育，实现传媒他律与自律的统一，这是克服传媒伦理问题，实现传媒理性复归的最终落脚点。这几种路经结合起来，尤其是传媒的他律与自律相辅相成，才能更加有力地保证传媒主体对社会主流价值的吸收消化。

目录

文摘

英文文摘

引言

一、传媒、传媒伦理问题与传媒伦理研究

二、传媒伦理问题的成因分析

三、克服传媒伦理问题，实现传媒的理性复归

结束语

参考文献

在校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