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员工作倦怠与工作满意度关系:职业紧张中介作用的研究

摘要

目的:
　　 随着船舶工业的高速发展,要想促进海运业的可持续发展,保持各海运公司的竞争力,提高海员的工作满意度,提高其的公司的效率,进而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要求政府及公司在这个背景下提出切实可行和有效的调节体系。由于海上工作条件较陆地上有着较大的差异,船员作为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要受到诸多复杂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如自然环境恶劣、工作环境不理想、劳动强度大、精神上经常要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生活空间狭窄、饮食比较匮乏、业余生活枯燥单调、信息量相对有限、还要忍受长期与家人分离的寂寞等。这些因素长期困扰船员,以致产生心理问题引发安全事故,目前许多船公司管理层已经高度重视。围绕船员人性化管理,采取多种对策以期改变现状,减少损失,但效果仍不令人满意,特别是对船员的个体或是船舶上群体心理素质和健康之间关系的评价,尚未查到相关研究。
　　 国内外对于工作满意度的研究起步较早,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今已有近七十的历史。由于研究目的、角度等不同,研究者将工作满意度下了不同的定义,包括综合型定义、期望型定义和参考型定义[1],并没有统一的意见。如国内学者张凡迪将工作满意度定义为个人根据其参考框架对工作特征解释后得到的结果,同时认为某种工作环境能否影响工作满意度涉及很多因素[2]。国内学者HoppockR于1935年对通过量表测量员工满意度并进行研究,是迄今为止对员工满意度最早的研究[3]。国外学者将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定义为员工从工作中所获得的满足感,发现工作满意度的水平反映了其员工是否乐于工作、认为其工作是否有意义以及工作对其自身是否具有负面影响[4].其他国外研究将工作满意度定义为工作本身在组织中所扮演角色之感受或情感反应[5].还有研究认为工作满意度是个人根据其研究对于工作特征加以解释所得的结果,如与它人本身的比较、工作的比较、能力或者过去的经验比较等等[6]:还有国外研究者认为工作满意度是个人在特定的工作所得的报酬与其预期应获得报酬之间的差距决定的,如果二者之间差距小则工作满意度高;反之,则工作满意度低[1]。
　　 然而,目前国内关于工作满意度与工作倦怠的研究尚少,且大部分研究局限于研究两者的相关。国内学者研究结果表明,情绪衰竭、玩世不恭与身心健康呈显著正相关,与工作满意度呈显著负相关,认为工作倦怠影响员工的身心健康和工作满意度。如有研究以教师为研究人群,研究教师的工作满意度与工作倦怠的之间的关系,其结果显示虽然高中教师的工作满意度较低,但他们的工作倦怠程度并不高。其可能的原因一方面是教师的工作倦怠程度确实不高:另一方面是工作倦怠问卷不能完全测出样本的真实倦怠状况[8]。而国外学者亦进行了相关研究,如有研究结果表明,工作满意度与工作倦怠呈显著负相关,其中情绪耗竭、效能感低落两个维度与工作满意度呈显著负相关[9]:其他研究结果亦认为工作满意度与工作倦怠呈负相关[10]。
　　 国内学者亦对职业紧张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相关研究,国内研究大多为根据国外相关理论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性研究。如有研究选取湖北省的三个城市的300名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为研究人群,对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职业紧张与工作满意度的关系进行了评估、统计和分析。其研究结果表明职业紧张对工作满意度有着显著的影响:其中,组织的结构与倾向、职业发展、工作条件与要求是影响员工工作满意度的最重要的三个压力因素[11]。其他研究有将职业紧张分为内源和外源性两种职业紧张模式,结果表明员工的内源职业紧张与工作满意感之间呈现正相关的关系,外源职业紧张与工作满意感之间呈现负相关的关系[12]。国内还有研究者选取IT企业的383名员工为研究人群,对员工的情绪进行了评估与测量,经过分析与统计,探究了IT企业员工工作态度、职业紧张、压力源间的关系。其结果表明,造成职业紧张的主要原因为工作负担和角色模糊是:工作任务负担、上级的支持、角色模糊、知识更新的迫切性对工作满意感有显著的直接影响,通过工作满意度,间接影响员工的企业归属感和离职意向[13]。
　　 国外学者对于职业紧张与工作满意度间关系的研究,起始于1972年,由学者提出个体环境匹配理论[14]。以此理论为基础,国外相关专家探究并进行了验证工作负荷和人际矛盾对雇员满意度的影响[15]:进一步结果表明过量的职业紧张和工作中的人际矛盾与焦虑、挫折感和健康症状有显著正相关:而关于职业紧张权威性的OSI(OccupationalStressIndicator)量表[16],将职业紧张指标体系从压力源、控制源、应对策略、个性特征、工作满意感、生理健康状况和心理健康状况七个方面来全方面地衡量职业紧张状况,并将工作满意感作为压力的结果变量。国外学者通过对护理人群的研究结果显示角色不明确、角色过度负荷、角色冲突等所导致的职业紧张,与工作满意度的各个维度均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17]。亦有研究发现当人们在日常工作上的要求过多并且互相冲突,或者发生角色冲突的时候,均会增加员工的工作不满与职业紧张情绪。由此,会出现当人们无法掌控自己的工作时,会产生职业紧张与不满情绪[18]。其他学者选取467位保险业务人员为研究人群,研究结果显示,角色冲突、角色不明确的压力与工作满意度呈现负相关关系[19]。
　　 受长期的精神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在船员中的身体疾病常以消化系统、内分泌系统、心血管病和风湿性关节炎较多见,比陆上居民发病率高。心血管病发病率和死亡率高于陆上同年龄组的居民。
　　 婚姻家庭对船员的影响是很大的,特别是远洋船员经常出海在外,非常需要得到家庭的温暖关怀。在这方面,对婚姻的过分理想化是常见问题,如果船员及其家属不能客观地对待,特别是船员与妻子经常分开,互相沟通交流的机会少,容易发生家庭不和,如果双方不能接受这个现实,一旦现实与想象有较大的差距,对婚姻质量不满意,就会影响船员的心理健康。
　　 基于以上理论支持,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两个假设:
　　 假设1:海员的工作倦怠的其中两个维度(情绪衰竭、消极怠慢)对工作满意度具有负向的直接影响作用,而工作倦怠的其中一个维度(成就感)对工作满意度具有正向的直接影响作用。
　　 假设2:医生的职业紧张(付出回报比,内在投入)对工作倦怠(情绪衰竭、消极怠慢、成就感)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起中介作用。
　　 因此,借鉴国内外先进的研究的成果,阐明中国文化背景下,职业紧张和心理健康状况问的作用机制,对于丰富职业心理学具有理论价值,对于改善船员人力资源管理和完善预防干预措施具有应用价值。
　　 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在辽宁省锦州港随机选取300名船员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对象均知情同意,进行自填式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226份,有效回收率75.3%。本研究以工作满意度作为应变量,用工作满意度(MSQ-20)进行测量:以工作倦怠、职业紧张作为自变量,付出-回报失衡问卷(ERI)、工作倦怠(MBI-GS)量表分别进行测量,还包括人口统计学指标的调查采用基本情况调查问卷。此研究采用的统计处理包括:描述性分析、t检验、方差分析、分层回归分析。应用Epidata3.0软件进行数据双录入,采用SPSS17.0软件进行数据整理和统计分析。
　　 结果:
　　 船员的患慢性病者工作倦怠、职业紧张高于未患组:年龄越高,情绪衰竭程度越大,其随年龄增加而增大。职业紧张对工作倦怠与工作满意度关系的中介作用:其中付出回报比相差越大,即付出多而回报相对少的船员工作满意度较低。船员的工作倦怠对船员工作满意度具有负向影响作用,其中情绪衰竭程度越大的海员,工作满意度较低:而个人成就感高的海员,工作满意度亦高。
　　 结论:
　　 1、验证了海员的工作倦怠其中的一个维度(消极怠慢)对工作满意度具有负向的直接影响作用:而工作倦怠其中的一个维度(成就感)对工作满意度具有正向的直接影响作用。
　　 2、发现了海员的职业紧张其中的两个因素(内在投入、付出回报比)对工作满意度有部分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