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危机与威权政体的困局——基于韩国政治发展的梳理(1948-1987)

摘要

二十世纪,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汹涌而至,各区域、国家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呈现出或欣欣向荣、或混乱无序的图景。韩国于1987年以执政党总统候选人发表“特别宣言”的方式,正式宣布开启民主化政治转型,被认为是平稳转型的典范,解读其中缘由,或可从自1948年始的威权政体合法性危机及其背后的矛盾困局出发。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是“同意”,同意以价值认同为牵引,韩国在威权政体统治期间,在价值认同的基本结构上,受到了传统儒家文化、西方价值观以及“半岛统一”三个主要方面的影响,传统儒家文化强调等级秩序、集体观念和家长权威,在组成要素和取向上,与威权政体形式天然贴合;西方价值观是以美国军事控制为背景,通过各种方式输出的自由民主价值理念,自由民主理念核心观点在于对个体的尊重,认同人人平等并要求限制公权力;半岛统一诉求则是以民族主义觉醒为契机,基于特殊的历史和地域位置,要求对外独立和对内统一。三者之间并非是固定的优先次序,以及强弱分别,而是在不断的衍变过程当中,自由民主价值观不断的对传统儒家文化,特别是威权主义要素进行着冲击,伴随着民族主义的日趋理性,而逐渐获得了主流的支持。进而,威权政体的合法性危机不断凸显,显现在社会运动的组织形式日趋完善,社会运动的作用效果日趋明确方面。韩国威权政体出现了数次的政权更迭,个中不乏由没有及时的对社会运动进行有效回应的案例,与此同时,必须看到以威权政体进行的统治竭尽全力进行的变革也难以解决政治合法性危机。李承晚政权以“美国式民主”框架立国,朴正熙大兴发展主义,直至加强控制的官僚威权主义,并由全斗焕继承发扬,都没有真正解决威权政体的合法性危机,短期看似平稳的光景实际甚至是加速了威权政体的终结。首先,政权依赖美国的庇佑,不得不确立了民主的制度框架,一种“掩耳盗铃”式的威权统治实际上培植了政治领域的民主势力,培育了社会领域的民主意识;其次,政权依靠政绩来获得支持,以政府指导市场来提升绩效,一套“捆绑”式的政绩体系实际上纵容了权力腐败,给予了政治领域在野势力扩张影响的凭借,降低了社会领域对绩效的认同;第三,政权寄希望于特色的政党政治,吸纳精英并释放民意,实际上代表了一种“短视”认识,政治领域为保障政权而放弃威权政体形式,社会领域将“同意”转接到在野政党,形成了民主政治的共识。总而言之,韩国威权政体时期面临着政治合法性危机,不作出应变,则政权不断更迭,危机加重,政体更失人心;作出应变,则进一步瓦解了威权政体的基础,加速了威权统治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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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引 言

1.1 决定论的误读

1.2 确定的价值与不确定的路径

1.3 威权政体的过渡性及其政治合法性的衰落

1.4 基本研究思路

第2章 韩国威权政体政治合法性危机

2.1 “同意”的基本结构

2.2 “同意”的表达与效果

2.3 中产阶级的政治文化与角色转换

第3章 韩国威权政体的应对与嬗变

3.1 “民主”框架的确立

3.2 发展主义的兴起

3.3 官僚威权政体

第4章 韩国威权政体汲取政治合法性的困境

4.1 “民主”的束缚

4.2 政绩的蒙蔽

4.3 “政党政治”的失败

第5章 韩国政治现代化的发生逻辑与路径选择

致谢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