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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使臣笔下的饮食中国研究——以《燕行录》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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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第一章 绪论

1.1 论题的研究价值

1.2 论题的研究现状

1.3 论题的研究范围、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第二章 朝鲜使臣的入华使行活动

2.1 明、清中朝关系与“燕行路”的历史变化

2.2 朝鲜使节团的饮食生活

2.3 相关《燕行录》作者

第三章 食物馔品与中国形象

3.1 茶与酒: “温文尔雅”的汉族人形象

3.1.1 茶道:明代的汉族人形象

3.1.2 酒俗:清代的汉族人形象

3.2 食肉:充满“腥膻之气“的满族人形象

3.2.1 明代的女真人形象

3.2.2 清代的满族人形象

3.3 特色食物:“形态各异”的中国人形象

3.3.1 特色果品与中国人形象

3.3.2 特色糕点与中国人形象

第四章 饮食器具与中国形象

4.1 从饮食器具的形制与材质看中国形象

4.1.1 “奇异”的饮食器具与中国形象

4.1.2 “精美”的饮食器具与中国形象

4.2 从使用饮食器具的品类与礼仪看中国形象

4.2.1 饮食器具之“简”与中国形象

4.2.2 饮食器具之“礼”与中国形象

第五章 各式宴席与中国形象

5.1 “热情好客”的小人物形象

5.1.1 假“热情”的明代官吏形象

5.1.2 真“好客”的清代文人形象

5.2 “礼数殊优”与“君臣同食”:反差与变异的中国人形象

5.2.1 社会总体想象:明代宴礼与中国人形象

5.2.2 从自由到规范:宴礼“变异”后的清人形象

第六章 结论

参考文献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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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使用比较文学形象学、饮食人类学等研究方法,以《燕行录》作品为中心考察朝鲜使臣笔下的饮食中国。所谓“饮食中国”即指在燕行中国时,朝鲜使臣以其所感受到的中国饮食文化为载体,进而形成的中国形象,当然该饮食类中国形象的中心议题是中国人。《燕行录》资料记录了朝鲜王朝在明、清两代历时五百多年的朝贡情况。在此期间,朝鲜朝使节团在一路上的衣食住行都是在与中国人的交流中进行的。如此交流的过程中就会产生相互间的认知,即“个人体验”。但与此同时,由于家族、师承关系的缘故,有些使臣又会因接触到前辈们所撰写的燕行作品,而存在一定的文本“前理解”。更重要的还有朝鲜民族对中国的总体认知,即“社会集体想象物”。饮食类的中国形象就是在这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中产生的。
  “民以食为天”这句亘古不变的名言被我们常常挂在嘴边。中国饮食文化的全部意义蕴藏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中国饮食文化,实际上指的是中国人对饮食的思维观念、生活方式、美好寄托,其中透射出东方式的严谨、滋润与考究,又不乏潇洒、浪漫、乐观的人生态度。中国人对饮食的诉求除了在食物方面的“精”与“美”外,更注重饮食过程之中的“情”与“礼”。中国人讲吃,不仅仅是为了一日三餐、解渴充饥,更加讲究的是以食表意、以物传情。所以,中国饮食文化研究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更多关注的是食物背后的人。目前以《燕行录》为蓝本进行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的相关论著中也较多的涉及人物形象的分析,但是从饮食文化切入,将“饮食”与“中国人”形象结合的专题研究尚未出现。
  创作主体朝鲜朝使臣对中国人形象建构存在的正负偏差,是有效考察朝鲜朝对中国的总体认知的重要依据。饮食类资料是人物形象的载体。本文梳理了四种文化载体中的中国人形象。
  首先,茶道、酒俗与“温文尔雅”的汉族人形象。明代的文人与政府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表现在茶文化上,就是明代茶文化出世隐逸的强烈个性。在这一点上,与朝鲜朝的“人茶一味”的完美意境具有相似之处。在朝鲜朝与明朝之间稳固的外交关系,以及繁荣的文化交流大的历史背景下,朝鲜朝使臣所塑造的以茶会友、“温文尔雅”的明代汉族人形象并没有被乌托邦化,而是符合明代茶文化带给明代汉族人清新脱俗、谦逊雅致的气质。然而,朝鲜朝使臣眼中的清代的汉族人在茶、酒文化的媒介作用下,虽也同样呈现出“温文尔雅”的形象,但其中的内涵却发生了本质变化,即其外部形象表现为从最初的“同情”到北学派人士的“无奈”的变化轨迹。
  其次,食肉与“腥膻”的满族人形象。“食肉”作为女真(满族)最具特色的饮食文化特点,被朝鲜朝士大夫无限放大。而食肉带来的“腥膻之气”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则成为了包含特定内涵的象征性词汇,表达了朝鲜朝士大夫对女真人的特定指称。基于女真人缺席的情况下,以中国或朝鲜半岛各个时期的古代国家对女真人的形象认知为出发点,分析创作主体与满族人都在场时的形象描述,考察人物形象的变化轨迹。
  再次,饮食器具与中国形象。从十八世纪上半叶的金昌业、李宜显到北学派人士洪大容、李德懋对中国各式饮食器具的描写,虽然资料略显匮乏,但也包括了瓷器、金属器在内的多种形制与材质的饮食器具,从中可发现朝鲜朝使臣对中国人形象认识的心态变化。从华夷分离意识影响下对清朝瓷器的“误读”所产生的不平衡的文化心态,到北学人士在逐渐摆脱华夷观的束缚后赞美中国精美的各式饮食器具的客观态度,都反映了朝鲜朝使臣对中国人形象认识的转变。
  最后,各式宴席中的中国人形象。在“社会集体想象物”与创作主体“个人体验”之间强大的张力作用下,假“热情”的明代官吏与真“好客”的清代普通文人形象,在明、清两代的朝鲜朝使臣笔下呈现出脱离当时社会总体想象的描写。通过创作主体的思想变化,从社会总体想象的角度出发,分析宴礼“变异”中人物形象呈现出巨大反差的原因。
  本文属于跨学科研究,从文化因子切入,对承载不同人物形象的文学文本进行分析,梳理出不同的人物形象,以及创作主体的文化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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