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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之走盘:钱大昕的学术、思想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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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第1章 绪论

1.1 研究现状述评

1.1.1 钱大昕的学术历程、派别归属与乾嘉考据学的发展和分派

1.1.2 钱大昕的经史观、义理观与乾嘉学者的思想和心态

1.1.3 钱大昕的生活形态与儒学的新动向及考据学的现代意义

1.2 论文构想

1.2.1 缘起与解题

1.2.2 论文结构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1.3.1 研究方法

1.3.2 创新之处

1.4 选题意义与不足之处

1.4.1 选题意义

1.4.2 不足之处

第2章 钱大昕的学术渊源与乾嘉学风的初兴

2.1 宋明儒学运动中的道学与文学

2.1.1 两种“儒”:理论标准与历史语境中的考察

2.1.2 文与道:宋代古文与道学的对垒

2.1.3 文与学:明代道学的独大与古文的反攻

2.2 钱大昕“以学辅文”的取径与乾嘉学风的初兴

2.2.1 嘉定的“朴学”学风与钱大昕“以学辅文”的取径

2.2.2 紫阳书院的学习与钱大昕对科举“俗学”的批判

2.2.3 古文对道学的反动与乾嘉学风的兴起

第3章 钱大昕的学术历程与考据学“范式”的演化

3.1 钱大昕与“古学’’群体的形成、实践及理念

3.1.1 钱大昕的“古学”尝试与惠栋的引领之功

3.1.2 “古学”群体的形成及其学术实践

3.1.3 以古为是:“古学’’与汉学的合流

3.2 经学考据的“范式’’与“范式”下的钱大昕

3.2.1 “实事求是”:惠、戴之交与经学考据“范式”的确立

3.2.2 钱大昕的经学实践及其“实事求是”的观念

3.2.3 戴震的全面影响以及钱大昕对戴学的表彰和保留

3.3 钱大昕的史学进路与考据学“范式”的演变和破坏

3.3.1 “六经皆史”:钱大昕的史学进路与清代思想学术的转向

3.3.2 钱大昕对章学诚的漠视与史学考据之实践和理论的分离

3.3.3 钱大昕史学考据的支离化与考据学“范式’’的破坏

第4章 考据家与儒者之间:钱大昕“持中”的精神世界

4.1 经、史、文归于儒:钱大昕调停经史的努力与失败

4.1.1 钱大昕的“文学”观及其与“六经皆文”的暗通

4.1.2 钱大昕暗藏于史学体例和书目源流中的学术观

4.1.3 调停的失败与“经史无二学”的搁置

4.2 训诂即义理:钱大昕在义理和义理之学上的权宜之计

4.2.1 钱大昕的《四书》观及其考据式的《四书》诠释

4.2.2 钱大昕对程朱之学的暗攻

4.2.3 义理、义理之学及钱大昕的权宜之策

第5章 士大夫抑或知识人:钱大昕“双重”的生活世界

5.1 求知与卫道:钱大昕的“道问学”与“尊德性”

5.1.1 从“尊德性”到“道问学”

5.1.2 钱大昕对成德之学的处置

5.1.3 钱大昕强烈的卫道意识

5.2 宁静致远与经世致用:钱大昕学者的人生和经世的顾念

5.2.1 明清专制皇权的强化与钱大昕出处观念的调整

5.2.2 钱大昕典型的学者生涯

5.2.3 钱大昕经世的顾念

结论

参考文献

致谢

附录A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附录B 钱大昕研究论著目录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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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钱大昕是清代成就最大的考据学家之一,他就学较早,享寿又长,且与惠栋、戴震、章学诚等人都有所交涉。换言之,钱大昕的学术历程与乾嘉考据学的发展脉络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为了更好地进行说明,有必要引入儒家的相关原理和“范式”理论作为参照。孔孟之学以成德为中心,也不乏章句训诂的传统,而清代兴起的乾嘉考据学,就是儒学内部“道问学”的高峰。与宋明儒者对形上玄远之学的痴迷不同,清代考据学家所追求的是经验世界的客观知识。因而,举凡乾嘉考据学者,莫不以“实事求是”为宗旨。不过,虽然都以“求是”为标的,但众人之“是”的内涵却不尽相同,其客观性也有高低之别。足以左右“是”的内涵的,主要为乾嘉学者所尊奉的儒家信仰。由此可见,乾嘉考据学并不是单纯的方法论的运动,儒家信仰也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就是所谓的学术“范式”,即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的合体。乾嘉考据学的“范式”,包含着“黄金古代”、“六经载道”等儒家信仰、价值,以及六书九数、名物训诂等考据方法,而二者的联结,恰好就体现在“实事求是”之中。以“是”中客观性的增减为线索,便可以将乾嘉考据学划为前后相承的三个阶段,即“以古为是”的惠栋汉学、“实事求是”的戴震经学以及“史中求是”的章钱史学。但需要注意的是,史学“范式”的完整形态只存在于逻辑上,而在现实中,章学诚“六经皆史”的理论和钱大昕史学考据的实践发生了分离。因而第三阶段的史学考据事实上收效甚微。可见,乾嘉考据学乃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而钱大昕则完整地经历了上述三个阶段,他的学术历程就是乾嘉考据学发展历程的缩影。
  同时,考据学的前进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向后回转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这种回转源自于考据学特质与儒家整体传统之间的张力,或者说考据方法与儒家信仰之间的矛盾。体现在钱大昕等考据学者的身上,就是依违和摇摆现象的频繁出现。想要解开这一谜团,只能转身移步到钱大昕的精神世界和生活世界之中,通过对他心理、观念以及日常人生的具体考察,来获取合理的解释。在学术上,考据就是钱大昕的全部,但出于对儒家之“道”的信仰,他又不得不尊奉着义理的门面。虽然同为考据学家,但钱大昕的学术门类是史,而不是经,因而他又面临着史学的追求与“六经载道”的信仰之间的矛盾。钱大昕的办法就是调停两端,以“训诂即义理”和“经、史、文归于儒”,来求取精神世界的“持中”。在钱大昕的生活世界之中,这种两难也一如既往。重“知”是考据学的突出特征,钱大昕更是以求知为归宿,但儒家“尊德性”的教诲,始终是钱大昕难以摆脱的强大传统。儒学的强大传统,还有经世致用,而考据学和钱大昕,却已经摆脱了以致用混同求知的阶段,开始呈现出为求知而求知的精神。因而,钱大昕一方面过着近乎于现代职业学者的生活,另一方面又放不下经世的顾念,并有着浓得化不开的“卫道”情结。换言之,他的生活世界其实是“双重”的。由钱大昕精神世界的“持中”和生活世界的“双重”可知,乾嘉考据学与考据学家的回转,乃是无可避免的。这适相当于“丸”之走“盘”,却不能出于“盘”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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