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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与反蚀:政治变迁中的国家与基层干部——以晋县为表述对象(1945-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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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文摘

英文文摘

导论

一、问题的提出

二、研究单位的厘定

三、研究综述

四、论文逻辑与结构安排

五、研究方法与主要概念

六、个案县介绍

第一章 基层社会的治理困境与官僚制度

一、基层治理中的地方与国家

(一)“绅治”:国家与地方的区隔

(二)约束:县级行政控制的限度

二、权力下沉与“内卷化”困境

(一)传统:“政不下县”与县政官僚化的不足

(二)晚清:政权下乡与国家汲取的异化

(三)民国:基层治理的武化、匪化与内卷化

三、官僚制度的惰性与整肃

(一)官僚机构的统治惰性

(二)君主对官僚体制的整肃

第二章 渗入:统制主义政治形态在地方的建构

一、政治运动与乡村精英的集体更迭

(一)反奸反霸:旧的政治精英的覆灭

(二)土改运动:旧的社会精英的解体,

(三)土改的意义:政治的与政治学的

二、权力下沉与基层政治秩序的重构

(一)初期的权力渗透

(二)以党为核心的秩序重构

三、合作化运动与农村社会的政治整合

(一)晋县的合作化历程

(二)合作化进程中的农民、国家与基层干部

四、公社化运动与统制主义全能政治的形成

(一)晋县的公社化运动

(二)统制主义政治的正式形成

第三章 张力:国家在县域社会中的遭遇

一、基层体系的科层化与干部行为的赢利性

(一)基层体系的科层化

(二)官僚风气的政治印象

(三)基层干部行为的赢利性

二、基层监控的异化与干部行为的地方性

(一)基层控制的异化

(二)基层干部行为的地方性

三、等级的产生与机会的不平等

(一)等级的产生

(二)社会流动的堵塞

第四章 整肃:国家对基层干部的解构性整合

一、政治整合行政:政党对基层干部的改造

(一)群众运动与政治整合

(二)整合者与被整合者

二、四清运动:对基层干部的清查

(一)“小四清”:只是开始

(二)“大四清”:推向高潮

(三)政治运动中的基层干部

三、劳动改造:干部与“知青”的上山下乡

(一)干部下乡:克服官僚风气

(二)“知青”下乡:树立平等作风

四、文革:革命的癫狂

(一)秩序混乱中的权力更替

(二)运动风浪中的基层干部

(三)普通群众的隐性权力

第五章 形塑:国家对基层干部的建构性整合

一、党政一体化模式的重塑与领导体制的强化

(一)党政一体化模式的形成

(二)领导体制的稳定与强化

(三)党组织与行政体系的平行性建构

二、意识形态权力的建构与基层干部的政治化

(一)政治教育与生活政治化

(二)政治化与专业化的冲突

三、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与精英链条的中断

(一)教育运动与政治标准的强调

(二)精英复制链条的中断

第六章 侵蚀:基层干部的“经纪”行为与国家

一、基层干部的类别与权力

(一)县级干部与公社干部

(二)大队干部

(三)生产队干部

二、基层干部的赢利性行为与“内卷化”争议

(一)权力的集中与谋利行为的普遍化

(二)经纪模式的运作与集体理念的侵蚀

(三)基层干部的渊源与争议

第七章 变通:地方传统、地方利益与国家

一、地方传统与基层干部的生存逻辑

(一)庇护—依赖:乡村规则与基层干部行为

(二)张力与博弈:隐性的抵制

二、地方利益与基层干部的共谋行为

(一)地方利益的自我强化与分化

(二)基层政治的“共谋”与利益整合

三、革命的疲态和运动话语的消解

(一)告别理想:“革命”意识的集体倦怠

(二)规避风险:政策变通与消解

第八章 结论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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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央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是政治学关注的熟点话题。本文以基层干部为切入点,将其置于县域政治运作的具体场景中,展现了国家对基层干部的解构性和建构性整合,以及基层干部通过变通性和赢利性行为对国家整合的反蚀和消解过程。研究认为,传统的“国家—农民”与“国家—地方士绅—农民”的关系模式不足以解释建国后基层政治的运作。在基层政治研究中;必须建构起“国家—基层干部—农民”的分析模式。
   本研究的主要观点和论证逻辑是:
   在整合和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充满革命理想与政治激情的大众型政党受到了以理性化和专业化为特征的官僚机构的阻碍。同时,党的领导者对官僚主义所具有的根深蒂固的厌恶,促使其通过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对基层干部在实践中的地方性特征和赢利性行为进行整肃和形塑,以使其符合党的需要和政治目标。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处于关键的和核心的地位。随着党政一体化模式在基层的建立,政权体系成为国家命令和政策的执行者,政府机构完全隶属于党组织体系。
   国家的政治整合包括解构性和建构性的两种形式,它们是相互联系的,解构的过程同时也是建构的过程。前者主要是通过群众性政治运动等非常规的方式实现的,如“四清”和文革中反复的政治运动。通过将基层干部纳入整合的范围,政治运动的对象直指地方当权者,甚至提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同时,为了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及贪污腐化等不良作风,国家通过“上山下乡”这一具有惩罚性的方式改造基层干部。在其建构性整合中,国家通过反复的意识形态教化和高频率的政治学习,将党的思想理念反复灌输和强化,以使其成为干部日常行为的基本准则。教育运动则通过塑造“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新人,将基层干部的政治化程度提升到极致。为了切断传统的精英复制链条,国家甚至取消了高考,而代之以注重政治条件和阶级出身的推荐和选拔,以使真正“根正苗红”的新人进入国家权力体系。
   但是,国家控制的强化并未完全消除基层干部的各种赢利性和变通性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讲,国家政权的衰弱可能成为造成地方权力膨胀和地方腐败的原因,但有时国家政权的强化也可以成为地方腐败的原因。国家可以铲除地方分裂主义,但却无法从根本上消灭基层干部行为的地方性和赢利性。基层干部的各种变通与赢利行为可以看作是对国家高强度政治控制的舒缓与回应。基层干部因掌握一定的权力和资源,经常性地为自己谋取利益,并导致腐败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同时,基层干部囿于地方传统和地方利益的需要,在实践中以隐秘的变通机制侵蚀和消解着国家的整合行动,并最终催生了革命的疲态与和运动的消解。
   为此,我们面临如何认识官僚制度的问题。官僚制是指一种由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依照既定规则持续运作的行政(管理)体制。它是一个中性意义的词汇。但是,在集体化时期,它常常与各种意识形态化的偏见相联系,被等同于官僚制在其运作中所产生的副产品。它可能造成制度的凝固与保守,但其以专业化与理性化的理念和精神,成为政治天平的“平衡器”。政党与官僚制的有机结合是现代社会维持稳定却不凝固僵化而不断进步发展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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