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永的三礼学研究

摘要

江永是乾嘉皖派的开创者，也是当时学风转向乾嘉考据学的先驱者之一，在三礼学方面有深厚的造诣。其先出兰陵萧江氏一脉，历代名人辈出，其中亦多有研究三礼者。江氏自幼庭受父训，究心经学，尤其精于三礼，著有《仪礼约编》、《礼记约编》、《周礼约编》、《礼书纲目》、《周礼疑义举要》、《礼记训义择言》、《仪礼释例》、《仪礼释宫增注》、《深农考误》、《昏礼从宜》等礼学著作，开皖派重视礼学之风，对清代乾嘉礼学乃至后世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江永之所以能有如此大的影响，除了其家学渊源外，还受到徽州浓厚的人文学术气息的影响。徽州地区历来崇儒重礼，同时亦注重对书籍的收藏。这些外在条件均为江永研究礼学提供了良好的学术氛围。同时，江永还与当时一些有名的学者如汪绂、方苞、吴绂等学者多有交流，其中最著名的当为与汪绂的数次书信往来，从中可以窥见江氏治学之风。江氏一生多数时间都在坐馆授徒，在授徒过程中，江氏注意与自己的学生展开广泛交流，虚心接受学生的学术见解。正是在这样的学风之下，江永培养出众多杰出的弟子，其中以戴震、程瑶田、金榜等人成就最大，构成了乾嘉皖派的基础。此即本文第一章的内容梗概。
　　所谓三礼学，即是以《仪礼》、《周礼》、《礼记》三礼典籍为核心的经典诠释之学。历代经学虽有古今、汉宋之别，但在三礼诠释方面，无论哪一学派，均以推求“礼意”为重。历来推求礼意之法，大略可分为:其一，以训诂考据之法推求礼意;其二，以义理推求礼意，尤其以宋代理学最为明显，出现以先验的义理作为礼意，而将理学修养之法作为探求礼意之法，其弊端在于造成宋明时代对三礼文本的忽视;其三，则是以抄纂重构方法推求上古礼意之全。这三点成为历代三礼诠释的主要方法，在有清一代均有体现。但清代礼学总体呈现如回归汉唐注疏考据之学的趋势，其特点表现为:其一，重视汉唐注疏、兼采宋儒礼说;其二，主张以经解经、贯通礼意。这种趋势在江永身上表现十分明显，其三礼学治学方法在晚年逐步转向以考据为主，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此即第二章的内容梗概。
　　江永中年以前的礼学研究以抄纂、类编为主要编纂方式，其最早的作品当属中年时期同汪基等一同编纂的《三礼约编》，成为江氏追求古礼完整体系的先导。江氏《礼书纲目》是其中年时代最为重要的一部三礼学著作，意在绍述朱熹编纂《仪礼经传通解》之志，实现对古礼体系的重构。历代礼家之所以关注古礼体系，是由于时代变迁以及政治、文化等原因，导致古礼典籍逐渐散佚，古礼体系亦失去其完整性。因此从东汉郑玄开始，学者即开始关注于对古礼体系的重构，提出了不少古礼体系构想。东汉郑玄即以《周礼》为“经礼”、以《仪礼》为“曲礼”，将古礼按《周礼·大宗伯》分为“吉”、“凶”、“军”、“宾”、“嘉”五礼，并以《周礼》为核心，调和三礼文本中存在的种种抵牾，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古礼体系，对东汉至宋代的礼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到南宋，朱熹不满于郑氏此说，转而以《仪礼》为“经礼”、以《仪礼》中的具体细小仪节为“曲礼”，并以实用为主要标准，将古礼体系重新划分为家礼、乡礼、学礼、邦国礼、王朝礼、丧礼、祭礼等大类，设想、构筑了一个以《仪礼》为经、《礼记》为记、《周礼》为补充的古礼体系，开启了后世以古礼重构为目的的礼书修纂之先河。
　　江永之修纂《礼书纲目》即有绍述朱熹之志的目的，但通观其书则可发现江氏并未局限于朱熹所制定的礼学体系。在礼学体系思想方面，江氏对朱熹的“经礼”、“曲礼”思想予以细化，认为应以《仪礼》中所包含的“例”与“纲”为“经礼”，“事”与“目”为“曲礼”，只有达到“纲以统目，首尾伦贯，条理秩然”才能谓之“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在礼学体系大纲方面，江氏并未采取朱熹以实用为主要划分标准的结构，而是采纳了郑玄提出的以《周礼·大宗伯》“吉、凶、军、宾、嘉”五礼为主要框架的礼学体系。对五礼所缺部分，江氏通过三礼及其他经史典籍中的相关材料予以补充，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礼学体系。此即第三章的内容梗概。
　　江氏的礼学研究在晚年发生了一个较大的变化。早在中年时期，江氏已逐渐不满于以抄纂、类编为主的礼学研究对三礼经典造成的“割裂窜易”。故在年近六十之时，江氏的三礼研究方式已逐步转向实证，逐渐形成了以考据、训诂为基础，以推求“札意”为目的的三礼诠释思路。江氏的两部《仪礼》学著作《仪礼释宫增注》与《仪礼释例》，均已呈现出这种转变。江氏晚年的礼学研究态度更为严谨，以郑学为依归，以“实事求是”为宗旨，以训诂、考据为主要方法，深入文献，推求“礼意”;同时也不排斥宋人礼说，对其可取者则择优收录，这种兼容汉宋的诠释取向突出地表现在江氏的札记体著作《礼记训义择言》一书中。尽管江氏此书不废宋儒礼说，但亦有所取舍，对于宋儒礼说中的心性论、本体论思想，江氏均不予采纳。江氏晚年的另外一部重要的札记体三礼学作品要属《周礼疑义举要》，此书宗守注疏，多采纳先秦、汉唐学者的三礼学研究成果，具有更为鲜明的考据学倾向。江氏在选择参考文献之时，还重视当时学人的三礼学研究作品，并采用西方传来的文献进行礼学考证，同时注重根据事理、民俗民风来推考经文，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突破。此即本文第四、五、六章的内容梗概。
　　江氏一生精于礼学，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对后世影响深远。其中年所撰《礼书纲目》在体例、分节等方面，对秦蕙田、黄以周等所编纂的礼书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江氏晚年以实证为主的礼学研究，对乾嘉皖派影响深远。其《仪礼释例》成为以例释礼的重要著作，为其后学凌廷堪、任大椿所本;《礼记训义择言》汉宋兼采，直达先圣“礼意”，体现出清代学术从理学向考据学转变的趋势，孙希旦、朱彬等多所征引;《周礼疑义举要》一书则完全以考据为主，考证《周礼》中所存疑义兼论历代礼家相关学说，多精确允当，为孙诒让等后学所广泛称引。此即本文第七章的内容梗概。
　　总体上，江永诠释三礼注重从礼学整体角度诠释，一本实事求是原则，如实评判所引诸家礼说，体现出严谨、求实的学术风范，其考订礼制仪规，精审细致，直达先圣“礼意”，成为后世研究三礼之学的重要参考文献。

目录

声明

摘要

图表目录

绪论

一、三礼学简史

二、研究综述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第一章 乾嘉皖派先驱——江永生平、著述及学术渊源

第一节 江永生平及其著述

一、江永生平考述

二、江永著述考

第二节 徽州的人文环境与江永的礼学渊源

一、徽州人文环境的浸染

二、家族的熏陶

三、友人的砥砺与影响

第二章 江永的三礼诠释理论

第一节 “礼意”与三礼诠释

一、清以前学者对“礼意”的推崇

二、“礼意”观与三礼诠释之派别

第二节 从义理到考据：清代三礼诠释方法略考

一、清代以抄纂重构为主的解礼方法

二、清代以义理为主的解礼方法

三、清代以考据为主的解礼方法

第三节 江永的三礼诠释方式转变

一、江永前期的三礼诠释方式

二、江永后期三礼学研究方法的转变

第三章 江永的《礼书纲目》与其古礼体系重构

第一节 “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与清中期以前的古礼体系设想

一、郑玄的“经礼”、“曲礼”说及其古礼体系构想

二、朱熹的“经礼”、“曲礼”说及其对古礼体系重构的尝试

三、 江永的“经礼”、“曲礼”说

四、《礼书纲目》与江永的古礼体系设想

第二节 江永《礼书纲目》的创作目的与所引书目

一、江永《礼书纲目》的创作目的

二、江永《礼书纲目》引据来源

第三节 江永对古礼体系重构的尝试

一、大纲上根本郑玄“五礼”分类之法而有所创新

二、在礼学思想上—本朱子的“通礼”思想

三、在礼书体例、编纂方法上，以朱熹、黄榦等人为宗

第四章 江永的《仪礼》学论著与诠释特点

第一节 江永的《仪礼》学著述考论

一、江永的《仪礼》学著作略考

二、江永《仪礼释富增注》成书与引书略考

三、江永《仪礼释例》成书与引书略考

第二节 江永《仪礼》学的诠释特点

一、江永《仪礼释宫增注》的诠释特点

二、江永《仪礼释例》的体例与诠释特点

第五章 江永的《礼记》学论著与诠释特点

第一节 江永《礼记训义择言》的成书及其引书

一、《礼记训义择言》的成书经过与缘由

二、《礼记湖义择言》引书

第二节 江永《礼记训义择言》的体例与诠释特点

一、《礼记训义择言》的体例

二、《礼记训义择言》的诠释特点

第六章 江永的《周礼疑义举要》与诠释特点

第一节 江永《周礼疑义举要》的成书及其引书

一、《周礼疑义举要》的成书经过与缘由

二、《周礼疑义举要》引书研究

第二节 江永《周礼疑义举要》的体例与诠释特点

一、《周礼疑义举要》的体例

二、《周礼疑义举要》的诠释特点

第七章 江永三礼学研究的学术影响与地位

第一节 江永《礼书纲目》古礼重构对清代的影响

一、对秦蕙田《五礼通考》之影响

二、对黄以周《礼书通故》之影响

第二节 江永的三礼诠释的总体特点及影响

一、江永三礼学诠释的总体特点

二、江永礼学考据学风对皖派礼学的影响

三、江永三礼学的贡献与影响

结语

参考文献

附录

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