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汉矛盾与晚清政局(1884-1912)——以统治阶级上层为中心的考察

摘要

本研究建基于学界先进相关成果,由整体清代大视野,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以统治阶级上层为中心,首次比较系统地摹画了甲申易枢至清亡近三十年间满汉矛盾之演进轨迹,首次比较系统深入地探析了该时段满汉矛盾与晚清国政朝局之嬗变关联,凸现了晚清政治史的复杂性、曲折性和丰富的层次性,并在局部和细节上有所突破。
　　满汉矛盾乃清代政治史核心内容及特征之一。满洲以刚柔兼济利用和驯服汉人而盛,然有清一代“满汉合作”始终缺乏互信和平等,汉人始终处于绝对的政治弱势(有计量分析以确证),满汉畛域严密。究其根源,在于内化于历代清帝心中的“崇满抑汉、以满驭汉”之祖制,清廷对占人口绝对多数的数万万汉人始终加以猜忌和防范。
　　清代中期满汉民族矛盾表面上趋于缓和,然其潜流一直未绝。嘉道以降的事实证明,满人“强悍之气已失,蒙昧之性未改”。清政府在地位上足以统筹全局,而实力与人才远不足以相副,满人整体的政治智慧、政治能力亦逐次退化。面对内忧外患,满洲统治者之因应相当不智,不仅未能及时化除满汉畛域,挽救和巩固所谓的“满汉联盟”,反而自嘉道时期便开始在清廷中枢行集权亲贵之策,此后更是一脉相承,愈演愈烈(有计量分析以确证),其于满汉矛盾及晚清政局之影响恶莫大焉。
　　洪杨事变无疑乃晚清满汉官僚集团势力消长之关键,以曾氏为首的湘军将帅在平定内乱中逐次掌握了地方大权,然清廷对南方汉人军政集团之忧惧、防范显而易见。故与此同时皇族干政力度亦空前提高,开创了清季第一个皇族政治高峰(有计量分析以确证),同治朝还开启了清季之“亲王政治”模式,并一直延续至清亡。
　　由满汉势力消长整体而言,光绪、宣统两朝为清季满洲贵族势力逆势大反弹时期,他们步步为营,创造了有清一代的诸多最高纪录(有计量分析以确证)。甲申易枢可谓清廷又一次政变,亦属光绪朝满人排汉集权之第一波,满汉矛盾虽非主因,但为其重要推手,其后汉族势力在清廷中央集体衰退,实为晚清政治走向堕落最重要的转折点。
　　甲午战争时期,满汉势力以妥协抗日为主,但相互猜疑仍相与始终。战前的满汉矛盾致民族分裂,严重影响了综合国力的增强。战争期间,满汉畛域使双方互不信任,贻误不少战局。日方于满汉矛盾大加利用,对中国人的斗志起了很大的打击作用。满汉矛盾也极大动摇了清廷抗战的信心和决心,对清军的战略产生了重大影响。
　　甲午战后,中国濒临亡国灭种边缘,康、梁等汉人精英为主体的维新派倡导的戊戌变政,以“保中国”为核心,以分权为直接目的,严重威胁了满洲部族利益,极大刺激了旗人的神经。国家利益与王朝利益之间的利害冲突最后集中在满汉之间,是故戊戌变法的失败不可避免,满汉冲突的加剧亦同样不可避免。
　　走向新世纪之清廷,面临严重缺乏互信之满汉对立局面。戊戌政变后,汉族官僚实力全面跌宕,满洲亲贵保守势力急速上升,满汉矛盾渐次激化。慈禧、载漪等为一己私利,大行废立阴谋,驯致汉族士绅强烈反对,屡次受挫后,她们竞不顾民族国家利益,利用义和团,对八国同时开战,惹下弥天大祸。面对国破人亡之危局,以汉人为主的东南士绅倡立东南互保,不宁惟是,张之洞、李鸿章皆欲独立称王,李氏甚而有做第一任汉人总统之腹稿,康、梁等策划两广起兵勤王、直捣京师,中国议会一度议论另立中央政府,唐才常等组建自立军计划在长江流域大举起义,东南地区汉人抗清排满意识凸显。
　　如果说戊戌政变让汉族士绅对清廷深感失望,则庚子国变已令彼辈几近绝望,满汉之争渐趋明朗,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新阶段。光绪季年,满汉畛域的存在使满汉矛盾日益突出,满汉问题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清廷宥于以满驭汉之祖制,不肯根本变革八旗制度,而局部维新或有名无实,如满汉通婚、官制改革;或保留皇室特权,如法律改革,于满汉大局自然无济于事。另一方面,满洲统治者却明显地加强了集地方之权于中央、集中央之权于亲贵之排汉集权步伐,皇族内阁标志崇满运动达到高潮(有计量分析以确证),亦使满人遭受空前孤立。
　　内忧外患致革命风潮愈演愈烈,清政府却一直在为革命党的宣传做注脚。立宪运动由汉人发起,始终以汉人为主体,公开的目标是立宪救国,但也显然蕴涵打破满族政治优势,分权满人之意。立宪派数度国会大请愿遭拒后,对清廷大失所望,激进者已经表现出赞助革命的倾向。1911年春,皇族内阁的成立进一步激化了满汉矛盾,不久武昌起义爆发,汉人革命派与立宪派结成联盟使排满运动达到高潮,满洲统治迅速分崩离析。满洲以亲贵戮力同心而兴,亦以亲贵擅权弄国而亡;以刚柔兼济驯服汉人而盛,亦以寄命汉人仍力行制汉排汉绝望汉人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