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性”视阈下改革前《小说月报》的编辑理念——改革前《小说月报》（1910-1920）“副文本”研究

摘要

在中国近代文艺期刊杂志上面，存在着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大部分文学期刊不但封面装帧设计考究，而且常常在刊登的文学文本前面，登载许多精美的铜版照片、图画、文人墨迹等非文学文本。同样，作为“在民国初年和五四运动以后影响很大的文学刊物”《小说月报》也不例外，在卷首设置了“图画”或“插画”栏目并选取了大量图片，以享读者。 21世纪的今天，当“狂欢的图像”视觉时代再次走进我们的生活世界之时，回想近代文学期刊史上这些“图文并置”的“原始生态资料库”，我们会有哪些新的启发与思考呢？这些“无语言”的艺术珍品又会为我们欲清晰地了解、触摸近代文学与文化历史“本真”提供哪些重要的信息呢？在今天，解读期刊封面插图，是否能够成为近代文学期刊研究中的一种可能？即使有了这种可能，作为读者的我们，是否能够从这些封面插图的角度入手，透视出近代文学期刊的时代精神，诠释出某种社会状况和文化现象呢？对于期刊史上曾有的这段“图像与文学”共存于文学期刊上面的表现形式，我们又该如何来看待它们曾有的“潜藏符指”与今天的意义价值呢？ 通过对20世纪西方几位重要文论家论述的“互文性”理论的梳理，我们找到了解读这些“副文本——封面插画”背后所隐藏的深层文化意义的种种可能。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提出“互文性”：“任何文本都是由引语的镶嵌品构成，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以“作者之死”、“可写性文本”、“极乐”三个核心概念深化了“互文性”理论。雅克·德里达（Jscques Derrida ）从解构主义方向阐述“互文性”：“任何人打开一个文本，就同时打开了古往今来的无数文本。”任何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延异”、“模仿”。热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从“跨文本性”出发，定义了狭义“互文性”及“副文本性”，副文本性是指由一部文学作品所构成整体中正文与只能称做它的‘副文本’部分所维持的关系组成，而这种关系一般来说“尤其可以构成某种没有答案的种种问题之矿井”。副文本包括标题、副标题，互联型标题；前言、跋、告读者、前边的话等；插图；请予刊登类插页、磁带、护封以及其它许多附属标志，如作者亲笔留下的或是他人留下的标志，它们为文本提供了一种（变化的）氛围。米切尔·里法泰尔(Michael Riffaterre)从读者接受、阅读角度分析了互文本世界的“潜藏符谱”。 “互文性”理论不仅为我们建构了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之间形成的“互文性”、“对话性”的全新阐释空间，而且使我们对文本的解读也有了新的思维方式：文本之间是存在着某种关系的，文本与包围在它周围的文本是具有广阔的社会、文化等语境的。每一个文本都会受到它之前文本的“滋养”“映照”，每一个文本都与它周围共时文本“共生”“互现”，每一个文本都对它之后文本有“辐射”、“影响”意义。 在近现代文学期刊史上，《小说月报》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近代文学期刊个案典型，它不但以刊行时间之长、装帧特别、图画众多、内蕴丰富著称，而且又因革新前后的评价和地位反差巨大经常令人费解。前期由王蕴章、恽铁樵两位主编的《小说月报》（1910-1920）始终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以消遣娱乐为目的、以迎合市民的低级趣味为宗旨的“鸳鸯蝴蝶派”的旧文化堡垒，一向少人问津。后期由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主编的新文学期刊，则被认为是“五四”新文学革新的急先锋和高雅文化的重镇，十分引人注目。要想真正认定一份刊物的价值或者说它是否办得成功，编辑才是决定一份刊物面貌的主要因素，只有研究编辑的理念，才是理解期刊意义价值最直接、最有益的通途。 在借鉴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将以一个新的视角，在“互文性”理论的视域下，尤其是在法国文艺理论家热拉尔·热奈特的《广义文本导论》中关于“跨文本性”理论和《隐迹稿本：第二度的文学》“副文本性”的有关论述为指导，通过对改革前《小说月报》的“副文本”，即精心选取的封面插画进行解读，试图寻找出改革前《小说月报》的两位编辑异于甚至超出它同时代文学期刊编辑的某些思想倾向与追求，探寻出改革前《小说月报》“独领风骚”的办刊风格，以期进一步折射出改革前《小说月报》的真实面貌，并希望为近现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思考空间。 在对改革前《小说月报》选取的刊首图片进行量化统计和数字分析以后，本研究发现，它的封面插画不但数量大、质量高、设计精美而且表现出了与同时代文学期刊迥然不同的编辑风格与思想态度，特别是两位编辑追求新文学观念的思想，具有明显的超前意识和现代意味，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以图画开启民智；(二)以倡导短篇小说为灵魂；(三) 努力追求“高雅”为期刊主要风格，将《小说月报》定位为精英知识分子的读物； (四) 融合中外、传统与现代优秀文化的广阔胸襟；(五)在有选择地为读者建构某种现代社会状况的想象时，以倾心于关注女性的解放意识为主旋律，初显出《小说月报》积极参与民族、国家现代性构建的端倪。这些表露恰恰与以往学界普遍认定的，改革前《小说月报》是以“游戏、消遣”为选图风格和办刊宗旨的“鸳鸯蝴蝶派”的旧式刊物的论断相违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