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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乌江流域考古遗址的古环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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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前言

1.1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1.2环境考古国内外研究进展

1.3论文研究构想

第二章研究区基本地理概况

2.1重庆地区自然地理总述

2.2研究样点分布地区自然地理概况

第三章重庆乌江流域古环境替代指标现代过程研究

3.1重庆乌江流域遗址点附近表土花粉、粒度研究

3.2乌江流域附近山地天然植被的表土孢粉分析

第四章黔江石牛寺、杏家坳遗址环境考古研究

4.1遗址概况

4.2粒度分析

4.3磁化率

4.4孢粉、植硅体、炭屑记录

4.5遗址环境演变与古人类活动

第五章黔江沙坝遗址环境考古研究

5.1遗址概况

5.2粒度分析

5.3 QSA T03剖面的孢粉组合、植硅体和炭屑记录

5.4遗址环境演变与古人类活动

第六章黔江涪碛口遗址环境考古研究

6.1遗址概况

6.2粒度分析

6.3 QF(1)T1剖面的孢粉、植硅体和炭屑分析

6.4遗址环境演变与古人类活动

第七章黔江大路坪遗址环境考古研究

7.1遗址概况

7.2粒度分析

7.3 QDT206剖面的孢粉组合、植硅体记录

7.4遗址环境演变与古人类活动

第八章涪陵陈家嘴遗址环境考古研究

8.1遗址概况

8.2粒度分析

8.3自然剖面CJ的孢粉组合、植硅体和炭屑记录

8.4陈家嘴遗址古环境与人类活动的关系

第九章酉阳后溪小河口和上寨遗址环境考古研究

9.1遗址概况

9.2粒度分析

第十章重庆乌江流域及附近地区环境考古综合特征

10.1重庆乌江流域及附近地区考古遗址时空分布

10.2重庆乌江流域及附近地区考古遗址文化断层与环境突变事件

10.3乌江流域及附近地区文化断层灾变性质特征的探讨

第十一章讨论与结论

11.1乌江流域各期洪水事件的环境特征

11.2结论

参考文献

附录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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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前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自然环境变化是古代文明演变的主要驱动力,重庆地区乌江等长江支流近十多年来发现了大量的新石器时代以来的考古遗址,而该地区又是环境敏感和灾害多发地带,人与环境的关系十分密切,因此该地区过去的环境变化研究对了解人地关系的历史发展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从环境考古分析着手,综合利用孢粉、粒度、磁化率、植硅体、炭屑、同位素年代等分析,结合本地区众多遗址,如黔江石牛寺、黔江沙坝、黔江大路坪、黔江涪碛口、涪陵小田溪陈家嘴等遗址考古发掘的文化层器物等资料,并与邻近众多的环境考古研究成果进行对比,综合探讨新石器时代以来考古遗址的分布规律、文化断层与异常洪涝灾害和火灾等环境演变过程的关系,推断全新世以来温度、降雨以及植被扰动、农作物发展和生态环境等的变化特征,揭示较短尺度的快速气候变化事件与人类生存发展的关系。 本文首次根据大量的野外调查和6个剖面沉积物采样后的孢粉、植硅体、炭屑、磁化率等指标分析及对14个剖面沉积物的粒度分析,并结合重庆乌江流域邻近地区众多考古遗址的地理位置、14C测年数据和考古学文化年代、地面高程、文化层及文化断层的埋深和厚度等资料的统计,对研究区新石器时代和历史时期考古遗址分布规律、古环境演变过程与古人类古文化相互影响和异常洪涝火害等方面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新的数据和有意义的结果。 粒度分析结果揭示出乌江流域洪水灾害频繁,其中阿蓬江东岸一级阶地的石牛寺遗址记录了商代、汉代、唐代、宋元、明清都有大洪水泛滥,阿蓬江西岸一级阶地遗址也有相似的商代、唐代、明清大洪水泛滥记录。位于黔江区两河镇高碛村阿蓬江西岸二级台地上的大路坪遗址,仅在明清时期的特大洪水遭受洪水袭击。长江一级支流乌江下游在历史上的洪水次数明显少于二级支流阿蓬江。 阿蓬江流域反映的人类活动干扰明显,森林类型的乔木植物花粉含量很低。从商代至唐宋时期人类活动较少,植被是以莎草科、石竹科、菊科、野生禾本科等草本为主,单缝孢占很大比重,三缝孢相对较少。明代以来植被主要是伴人植物十字花科和水稻等,单缝孢减少、三缝孢增加,表明人类活动大增。喜湿的莎草科、单缝孢、环纹藻的含量在地表洪水泛滥期相对增加。涪陵乌江流域从东周到近现代,其植被都是以十字花科为主,推断大量的人类活动在乌江流域开始较早。 植硅体反映的研究区各时代的气候变化情况与中国五千年的气候变化基本符合,本研究主要遗址点总体是以长方形植硅体和正方形植硅体为主,代表了亚热带温暖的气候。石牛寺及涪碛口遗址在商周时期长方形和正方形植硅体增加,代表了温暖的气候。几乎所有剖面从明清开始柱形植硅体增加,可能与气候转冷有关。石牛寺遗址QST4遗址早在商周时期就出现扇形的水稻植硅体,与水稻花粉相符,属于水稻田遗存;从明代开始,阿篷江流域遗址出现较多的扇形水稻植硅体,并伴随着水稻花粉的出现,表示人类种植活动大增。多面体的葫芦科植硅体从明代开始出现在大路坪和陈家嘴遗址剖面,推测与人类种植瓜果等葫芦科植物有关。 主要遗址点的炭屑分析显示炭屑数量在各遗址之间变化很大,在时间序列上也有较大变化。从商周到宋元时期,阿蓬江流域小于125um的炭屑数量较多,可能与山地天然的森林火灾频繁有关。从明清开始,大于125um的炭屑数量增加,可能与人类焚烧和生活用火关系较大,应该属于原位的人类生活地点。 对长江流域众多考古遗址发掘资料进行统计分析,揭示出研究地点及其邻区的文化迁移过程,遗址时空分布的总趋势是从西往东、从低往高逐渐增加的.遗址多沿江河分布。旧石器文化主要在重庆市区及附近萌芽;从新石器到汉代,文化从重庆地区向东沿长江一直向东传播到云阳、忠县、万州一带,向东南扩散到黔江区阿蓬江流域、乌江流域的彭水、酉阳;六朝(南朝)时期遗址重新退缩到长江干流;唐宋和明清时期文化遗址重新扩散到东南部乌江、阿蓬江及西水流域。 通过考古资料的空间分析,对重庆乌江、酉水、嘉陵江和长江干流巫山以上的地区旧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79处考古遗址进行了统计,发现遗址较多的足商周16处,汉朝30处,唐朝21处,宋朝19处,明清19处。旧石器时代离现代河岸的距离最远,超过5000米,其余时期都较近,不超过1500米,唐朝遗址离河岸的距离最近。汉代的遗址域面积最大,元代最小。旧石器时代居住面高程最高,唐宋、明清时期也为高程较高的时期,可能与该时期的洪水有关。 对乌江流域考古遗址进行地层对比,重庆地区乌江流域及附近地区旧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79处考古遗址文化层和文化断层沉积特征、文化层的叠压关系、文化遗址分布的时空变化规律等特征综合分析,发现研究区有新石器晚期、商周、汉代、唐代、宋元、明清晚期等时期出现过文化断层和洪水事件,其中以清代和汉代时期的洪水事件比较频繁,商周时期洪水事件层最少。研究区历史时期频繁发生的洪水可能与暖湿气候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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