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园雅集”之争与中国美术史方法论研究

摘要

本文对“西园雅集”之争与中国美术史方法论进行了研究。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艺术界有一次关于“西园雅集”的争论，争论源起于徐建融对美国学者梁庄爱论发表于60年代的文章《“西园雅集”和<西园雅集图>考》的批判。梁庄爱论的这篇文章1991年刊载在《朵云》杂志上以后，许多学者纷纷写文章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些观点之间针锋相对，他们除了对“西园雅集”真伪的争论以外，同时也涉及到中西不同研究方法之间的争论。梁庄爱论认为除了米芾的《西园雅集图记》，并没有其他北宋文献资料提供后人关于“西园雅集”的进一步讯息，甚至米芾的文章也是到明代才出现，而且南宋以来，对于“西园雅集”的举行时间、地点和参与人员都有不同的说法，颇令人怀疑“西园雅集”的真实性。尽管有这么多专家学者对“西园雅集”进行了探讨，但是仍然未能解决“西园雅集”的真伪问题。因此，本文认为不妨换个角度，从“西园雅集”的产生、影响来看，或许可以说“西园雅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雅风流之盛未必尽在一时，很可能是李公麟、米芾等人综合王诜庭园中的多次雅集进行创作，继而出现了《西园雅集图》与《西园雅集图记》，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因此，我们不妨将“西园雅集”这一绘画母题看成是一种艺术的综合，其中虽然不乏虚构的成分，但它同时也寄托了后人对这一辉煌历史时期的向往与迫思。在对“西园雅集”问题的争论中徐建融和梁庄爱论两位学者可谓针锋相对，各自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梁庄爱论用西方的思维方式对中国美术史“西园雅集”这个个案进行解读，却产生了误读；徐建融在对中国本土文化的研究上开始有了自觉、独立的思想，但由于他过分强调中国传统美术史学“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与“感觉经验”的作用，使其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一定的排他性，这并不利于中国文人绘画研究的发展。因此，本文认为在“西园雅集”问题以及中国文人绘画问题研究上，中西美术史学方法不能截然对立，而理应成为一种相辅相成的互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