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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治理:服务型政府的治道逻辑——以福建省石狮市为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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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绪论

第一章服务型政府的理论依托与价值开显

第一节新公共服务理论: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基础

一、传统韦伯式官僚制行政:"技术主义"窠臼

二、新公共管理运动:"管理主义"迷思

三、新公共服务理论:"服务中心主义"追求

第二节服务型政府的目标解读及其价值开显

一、服务型政府的目标解读

二、服务型政府的价值开显:"公共性"的回归与确认

第三节话语与视角的转换:作为另一理论框架的社会资本理论

一、信任、互惠规范与参与网络:社会资本的三维向度

二、社会资本与服务型政府的内在关联

第二章协同治理:服务型政府治理模式的合理定位

第一节协同治理的理论阐释

一、协同学之津要

二、治理理论之要义

三、协同治理之意蕴

第二节社会资本与责任伦理的相得益彰:协同治理的能量之源

一、社会资本:协同治理的文化支持

二、责任伦理:协同治理的精神力量

第三节协同治理作为服务型政府治理模式的合理性考察

一、协同治理:作为行政现代性的理论审视

二、协同治理:作为服务型政府工具的理论考量

第三章协同治理的地方性叙事:对石狮市的考察

第一节事实与逻辑:草根智慧的生长与政府职能的优化

第二节政府和公民在协商民主中相互赋权

第三节协同治理:形成政府与社会、市场间的合力

第四章推进服务型政府协同治理的路径探寻

第一节发展公民社会:治理资源的跃迁升级

一、发展民间组织:石狮经验的启示

二、加强社区自治:公民参与的现实路径

第二节培育权力伦理:社会资本的有机创造

一、德性伦理建构:寻找公共利益的主体支撑

二、制度伦理安排:构筑社会资本的理性平台

第三节倡导制度创新:合作系统的有序扩展

一、协商民主制度创新

二、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三、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创新

结论

参考文献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致谢

个人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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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构建服务型政府是当代中国政府改革的目标定位。这既是21世纪初世界范围内公共行政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当代中国经历三十年市场化改革之后把改革推向深入的必然选择,还是当代中国社会深刻转型中理顺政府与社会关系,并有效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现实期待。这一目标理念不仅体现了决策者对政府根本性质与作用的认识深化与智慧提升,而且展现了中国政府对于行政效率最大化、公共服务最优化、行政手段科学化的崇高价值追求。 协同治理是服务型政府的治道逻辑,这是由服务型政府的本质特性以及协同治理与服务型政府之间的内在关联决定的。一方面,新公共服务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协同学理论为这一服务型政府的方法论提供了充分的理论论证与支撑;另一方面,在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的当代中国社会,社会呈现不断分化与多元化趋势,第三部门逐渐发育,多元治理主体的初步形成。通过对福建省石狮市的考察得知,政府与社会、市场的协同治理,已经初步具有了客观现实条件。我们期待着通过培育和发展公民社会组织,凝聚权力伦理的社会资本,推进协商民主、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制度创新,实现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完成服务型政府的方法论建构。 绪论部分。概述本论文选题的背景和研究的意义;概览国外公共行政范式嬗变与治理理论,总结国内服务型政府相关题域的研究状况和政府治理方法论的探索;并在总结国内外研究状况与趋势的基础上,提出本论文的研究方法。 第一章,服务型政府的理论依托与价值开显。本章着眼点在于完成服务型政府的价值建构,找到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合理性基础。从21世纪初世界范围内公共行政发展趋势看,走出了官僚制行政“技术主义”窠臼与新公共管理“管理主义”迷思的新公共服务理论,为服务型政府建设提供了必要的理论论证与价值支持,服务型政府是新公共服务理论必然的实践模式。社会资本理论也从另一视角为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目标提供合法性证明与方法论揭示。服务型政府本质上是民主政府、有限政府、法治政府、责任政府与透明政府的统一,蕴涵着政府的“公共性”价值,是新公共服务理论实践价值的展开方式。 第二章,协同治理:服务型政府治理模式的合理定位。本章重点论述协同治理的基本特征以及协同治理作为服务型政府治理模式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协同治理建基于“协同学”理论演绎之上,渗透着“协同学”之津要,它强调较少的等级控制和政府的干涉,公众参与政策制定和执行,政治制度向公民社会公开,治理者向利益相关人负责。协同治理具有治理主体多元性、治理权威多样性、子系统协作性、整体系统动态性、自组织协调性、社会秩序稳定性特征。社会资本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为协同治理的实际推进作了恰当的理论铺陈。从社会资本理论看,当社会具有一定的社会资本储量时,协同治理就有了必要的精神条件,就能产生社会公共事务治理活动中政府与非政府、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合作治理。从新公共服务理论看,现代服务型政府必然要求还权于公民,把服务公民、服务社会作为基本职责。如果从公共性出发去思考社会治理的问题,就会合乎逻辑地得出结论,政府组织、营利组织、公民社会都应当是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在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的共同目标下,开展广泛的互动、合作,共同去营建协同治理的模式。从政府工具选择的角度看,服务型政府对于工具的选择和应用应寻求各系统的通力合作,采取协同治理的政府工具以实现公众满意的目标。 第三章,协同治理的地方性叙事:对石狮市的考察。本章选取福建省石狮市为分析个案,考察协同治理在中国地方政府治理中实践的可能性与条件。石狮市是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催生了较成熟的民间草根组织,社会多元化格局与社会自治的力量尤为强大。在社会治理中,这些草根性组织代表着民间治理力量,承担了许多行政功能,发挥了有效动员和组织社会的能力,分担了政府压力。政府与公民通过积极参与平等的协商对话,实现彼此之间的互动、合作,推动发达的民间社会力量、市场力量与政府力量形成了治理合力,协调互动产生巨大能量,取得良好的治理绩效。从石狮市协同治理的经验得知,在市场化发达的地区随着民间力量的兴起,充分发挥民间力量的积极作用,形成政府与社会、市场间的治理合力,已初步具备了可逐步普及的现实条件与可能。 第四章,推进服务型政府协同治理的路径探寻。本章是论文落脚点,旨在探索中国构建服务型政府中推进协同治理的有效路径。协同治理作为服务型政府的治道逻辑,在其合理性与必然性得到充分论证之后,如何推进服务型政府的协同治理则成为必然的逻辑推演。建基于服务型政府协同治理的理论演绎,总结并反思石狮市的实践经验,论文指出当前推进我国服务型政府的协同治理之道。第一,要大力培育和发展公民社会。培育和发展公民社会的关键在于加快发展民间组织。政府要主动与民间组织分权,将政府所承担的服务性、技术性、协调性工作从政府职能中分离出去。政府要打破传统体制下政府对公共事务的垄断,通过契约化、委托代理等形式,将社会性、公益性、服务性的职能交给社会中介组织、自治组织和事业单位承担,让民间力量释放出来并融入协同治理行列中,弥补政府力量的不足。除此之外,要加强社区自治,社区组织具有利益聚合和自治参与功能,能真正调动社区成员参与的积极性,有效拓展社区成员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为社区成员公民精神的成长提供组织化的空间。第二,要加强权力伦理建设,形成协同治理的良好的社会资本。协同治理的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精神性因素,它由信任、互惠规范和参与网络所构成,通过德性伦理与制度伦理建设,创造协同治理的社会资本。第三,积极推进协商民主、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制度创新,为协同治理的开展开创有序的合作系统。制度创新的作用在于通过更有效的、更公平的约束力方式,将政府和其他社会行为主体的自由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为他们的行为选择提供一种良好的预期机制和矫正机制。通过协商民主、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制度创新,把社会多元力量与政府的功能结合成一个相互联系的、相互监督的、相互合作的公共服务供给系统,催生理性、宽容、协商、文明的协同治理机制,实现效率和公正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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