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契约的自由：韦伯学说中的支配性问题

摘要

对韦伯而言，法理型支配是理想支配类型中的一种，形式理性法为其合法性基础。在形式理性法秩序下，法律呈现出一种首尾一贯、逻辑清晰、严密无缺的体系化特征，人的主观权利尽可能来源于法律规定，自由成为法律中的“公理”。但是，韦伯在对现代理性制度诊断时，却用了理性的“牢笼”一词，认为人在现代制度下，如同齿轮一样，机械地随着主轮运转，个人自由将受到了制度化地钳制。无疑，韦伯学说中包含了一种关于个人自由与权力服从的“悖论”。自马基雅维利以来，政治不再被认为包含着一种道德美德，而是一种事实上的权力斗争，韦伯深受其影响。“支配—服从”是韦伯政治支配合法性的基础，而“服从”本就具备不自由的意志因素，这注定自由难以成为政治的目的。
　　本文以现代理性法权秩序为背景，探讨“契约的自由”与“支配性”的关系。韦伯认为：现代法权秩序下，个体自由的大小程度主要通过客观法律中享有权利的多少来衡量。主观权利设定的主要原则便是“契约的自由”，即一种“授权性”法命题。契约内容由起初强调身份与等级的“身份契约”，逐步转化到目的仅止于取得具体资源和效用的“目的契约”。这种理性转化使得受法律规制的社会关系朝向契约社会发展，以及法律本身朝向契约自由发展。但是，政治支配模式往往是在谋求将权力正当化的发展逻辑，由于现代单一国家垄断了其他团体的立法权，成为法律唯一的担纲者，国家在要求自身为一切“正当性”法的来源时，主观权利作为权力的载体，必然成为利益集团或者支配者权力攫取的对象，法律也将成为为利害关系者利益服务的技术工具，这导致的结果是“契约的自由”将不再自由。
　　显然，高度形式理性的法权秩序已威胁到西方的自由主义。形式理性法已然成为国家统治模式中的一种技术装置，该法秩序下，主观权利的赋予意味着一种权力的占有，支配者往往借助“授权性”法命题，来实现政治权力的分享与分配。如何避免这种理性秩序对自由的钳制，作者认为：一是在形式理性法中注入实质理性因素，以一种充分理性法作为现代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二是强调一种责任伦理，以一种内在的社会责任或者素养来实现政治实力的延续。

目录

声明

引论

（一）选题的缘由

（二）研究综述

一、提出问题：现代法权秩序下的自由

（一）理性支配：现代法权秩序的形成

（二）自由意愿：主观权利的设定

二、韦伯“契约的自由”内容阐释

（一）“契约的自由”基本内涵

（二）契约的类型：身份契约与目的契约

（三）契约关系：理性的转化

（四）契约规制：特别法

三、典型契约中的自由与支配

（一）性契约的自由与支配

（二）遗嘱契约的自由与支配

（三）劳动契约的自由与支配

四、韦伯的“焦虑”与决断

（一）契约的不自由

（二）类型合理：形式理性

（三）目的合理：民族精神

五、支配性问题反思

（一）不自由的根源

（二）支配合法性的基础

（三）法律与政治支配的关系

（四）韦伯“焦虑”的救赎

结语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