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元别集提要研究

摘要

本文研究的主要动机是寻找《总目》元别集提要中的“潜文本”（即历史语境）、疏理和重写元代文学史、完善《总目》元别集提要内容。为此，本文将立足于《总目》这一传统文献土壤，以元别集提要所呈现的诗文批评系统为对象，以205则元别集提要为文本基础，以文学观念考辨为方法，试图在与《总目》的对话中掘发和还原出元代诗文的真实面貌，补充和修正其元代诗文批评的相关问题，以期为元代诗文图景的绘制“添线加彩”，为重写元代文学史提供诗文格局和诗文面貌还原基础上的有力支撑。 关于生成研究。从历时流变角度考察，《总目》元别集提要的定型是一个由文献学文本向文学文本不断靠近的过程。与层级起点之一的《翁方纲提要分纂稿》相比，《总目》信息量可谓是全面提升；与原始合成品《进呈存目》相比，《总目》观念性显著加强，但这种观念性尚呈点状；而与文渊阁库书提要相比，《总目》的诸多观念已是经过提炼而升级为高屋建瓴的认知和把握；从共时结构角度考察，元别集的著录原则是多加甄录，少为删薙；时间断限呈现出扩容现象、主观臆测、断限标准不一等特征；排列顺序体现出以“春秋笔法”寓褒贬的观念。《总目》元别集提要撰写思想至少有六个方面：独崇风教、崇实黜虚、裨补史阙、消解思宋、褒奖气节和消泯门户。前三者可谓《总目》书写提要过程中一以贯之的标准，而后三者则体现出《总目》书写元别集提要时的特殊性。元别集提要撰写思想背后有更为深刻的考量：审核鹄的是为厘正而非禁毁；裨补史阙是为完善《元史》；崇实黜虚是为认同元代学术；消解思宋是为营建元王朝之向心力；褒奖气节是为塑造元人价值观；消泯门户是为凸显元人之敦朴。《总目》不断在按照清代官学认可的方式构建元代学术体系，其立场是宽容的、认同的和推崇的。 关于版本研究。首先在版本视野角度，较以往的元人别集整理，《总目》有着版本视野上的优势，故其对元人别集的疏理和批评功不可没。但是，撰修《四库全书》时元别集的版本采源亦存在一定程度的盲区，其所采并非全视野版本：从版本采源角度探究馆臣的版本视野，发现元别集在采源上呈现出倒金字塔结构，这导致馆臣著录别集时的视野局限，此其一；馆臣采源的永乐大典本元别集被《总目》全部著录，尽管其中别集并非最佳版本，这说明馆臣著录永乐大典本元别集亦存在视野局限，此其二；馆臣疏于对内阁藏本元别集价值的发现，并疏于开掘，这是版本采源上的缺失，亦是馆臣著录元别集的视野局限，此其三；馆臣对于采源所及的元别集版本疏于采录，亦是馆臣视野局限的体现，此其四。其次看版本错讹。《总目》著录元别集版本和元别集提要所述版本中存在所取非善本、私造版本、混淆版本和衍生讹误版本信息等问题，这或与馆臣的学术态度有关，或与版本视野局限有关，或与编纂工作的复杂纷繁有关，但亦不排除馆臣群体的学术观念和官学偏见之影响。再看《总目》视野下的四库本删序跋、附录现象。以《总目》元别集提要所述版本信息为参照考察四库本，可知四库本删序现象不及想象或预估那般严重，故四库本元别集仍不无一定的版本价值。同时，四库本元别集虽有删序现象，但所占比例并不大，这说明删序并非四库本与四库底本分歧的最重要的原因，二者的分歧主要还在于所依据的版本本身的差异性。此观点为理解《总目》元别集提要所述版本与四库本的分歧问题提供了一种理解的角度。 关于文献征引研究。《总目》提要并非全为馆臣的独创性写作，准确地说，它是一则一则的微考证，通过援引各种类型的材料以考证某一事实、论证某一观点，这充分体现了乾嘉学术的考据精神。元别集提要征引视野之广阔、掘发之生僻以及搜罗之全面，为后世研究存留了诸多可资借鉴的文献资料和学术观点。但与此同时，《总目》文献征引中亦存在方法层面和意识层面两种不同类型的过失。元人别集提要征引频率较高的文献是《元史》《元诗选》以及序、跋、墓志及其它这三类，分项探究发现：第一，《元史》属于历史性文献，其特点主要是具有正统身份，而其缺点在其修撰之粗劣，《总目》征引《元史》时出现了四方面的不足：校写草率，生发讹误；曲解原意，失之千里；循名失实，流于形式；主观择取，服从主旨。第二，《元诗选》属于文学性文献，其特点是清初诗学流派纷争中的一家之言，而其缺点是有过誉之嫌。《总目》征引《元诗选》时亦出现了四方面的缺陷：直录文献时出现盲目与失考，遂以讹传讹；因禁毁祸及而存在避替所致的混乱与断裂；在变化之形态与不变之回护之中透露出一种身份焦虑；以儒为正统，体现出显此隐彼间的主观强制。第三，序、跋、墓志等是原初性文献，其特点是具有亲缘关系带来的真实性，而其缺点亦不免美饰之嫌。《总目》征引序、跋等文献亦存在四点遗憾：从源头追踪发现，其所引非序跋原文，而是转引他者；由视野探寻可知，提要的书写有时并未借鉴序跋已有的信息，从而导致书写的盲目性；于立场捕捉观之，提要主张异代定论，而回避序跋；讹误辨证则呈现误读原文，张冠李戴等。《总目》征引之“失”给予后世反思是：征引视野之广阔、文献解读力求合于著者本意，这才是文献征引与学术真实的良性关联方式。而当有开阔的文献视野和准确的文意解读后，还需要做的便是辨证，辨证的思维才是征引决断之核心。 关于文学批评研究。《总目》元别集提要所囊括的批评对象之众多、批评内容之细微以及批评视野之宏大，可谓史无前例，而其书写的元代文学史、批评史亦是独立而自成系统的。所不足的是，《总目》对元代文学史观的构建、对元文的辩诬和重塑以及对元诗“纤秾缛丽之习”的表达和批评皆烙印着鲜明的意识形态，甚至存在认识上的不足。第一，从文学史观来看，《总目》以狭义“世运说”构建了元代文学史，以“革弊—极盛—流弊”的嬗变规律书写元代文学史。世运与文运相随的文学史固然有之，但对于元代文学而言，元季文学可谓蔚为大观。以“世运说”构建的元代文学史出现了悖论：一方面元季出现了乱世中的诗歌盛景，另一方面元中期亦不无盛世中的文弊，而这些元代文学图景皆被《总目》所遮蔽。第二，从元文来看，《总目》对明嘉靖中期以来的“元无文”论进行辩诬并重塑“元有文”的学说：以承唐、宋古文衣钵定义元文之本质；以突显文学宗主和大家构建元文之格局；以振衰起弊、承宋启明定位元文。此为中国古代文章史的演进扣接了重要一环，使得宋文、明文之间的历时性源流脉络更为明确而清晰。《总目》的功劳背后亦不无缺憾：身处独崇儒学、一尊程朱的乾嘉思想生态，馆臣对元文的批评和塑造难以从思想的桎梏中超脱，故而导致“道”凌驾于“文”批评范式的形成，是为其一；《总目》对元文的塑造而忽略了指瑕，进而掩盖了元文内部的演进逻辑，是为其二。第三，从元诗来看，《总目》对元诗“纤秾缛丽之习”观点的表达暴露出矛盾和悖谬之处：首先，在时间范畴上，《总目》在限定“纤秾缛丽之习”时，出现了“元代”和“元季”的混用。而将“纤秾缛丽之习”确定在“元季”这一阶段，是《总目》有别于明清诸多评价的一种新的元诗批评观点；其次，在归属对象上，馆臣一方面认可“元末纤秾之习”应当是元季诗歌中的一股风气和浪潮，另一方面仅在顾瑛《玉山璞稿》提要一家提要中有明确的归属。《总目》此观点与表达显然悖谬，究其原因，与《总目》不得不遵从公论而取“元代纤秾靡丽”之论，又不得不践行其宏观批评上的“世运说”以塑造元代末世文运这一矛盾观念有关。最末，在风格品评上，与历来道统维护者一样，《总目》对“纤秾靡丽”诗风极力贬斥和批判，元代自不能免。而以此而鄙薄元诗的观点实有失公允：其一，《总目》弱化元诗众弊而集中强化元诗某一弊的做法，实有偏颇之嫌；其二，结合元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态来看，“纤秾靡丽”是最具有元诗性的风格；其三，在诗学审美领域，元诗“纤秾靡丽”的另一种表达可以是元诗具有“才情风致”。 关于影响研究。《总目》元别集提要的后世影响主要有两个维度：一是对元代目录文献著作的影响；一是对元代文学史书写和元代文学批评的影响。于前者而言，借鉴和接受中的辨证、订误、完善是主旋律；于后者而言，则整体呈现出两种情形的接受：第一种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尚处于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初期，此时对于文学史的概念、框架尚未明晰，亦无先例可循，故此时文学史写作对《总目》元别集提要的依赖颇深；第二种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随着文学史的书写日趋成熟，文学史的书写体例和模式皆突破了提要式写作，并且观念上亦有颠覆性的冲击，但《总目》元别集提要所蕴藏的文学史批评话题和个案批评成果却仍是文学史书写时历久弥新的论争对象。而随着中国文学史写作的本土化溯源趋势，《总目》元别集提要对后世目录学著作和文学史的写作影响将是久远而绵长的。

目录

第一个书签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