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L拓展框架的贫困农户生计空间差异与影响因素研究——以重庆市石柱县为例

摘要

贫困顽疾长期伴随人类社会发展，消除贫困是人类的共同使命。作为世界人口大国，中国长期面临着“广而深”的贫困问题。为了顺利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精准扶贫战略在新阶段反贫困进程中得到部署，打响了脱贫攻坚战。截至2016年底，中国的贫困人口由2010年底的16567万人减少至4335万人，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由于剩余贫困人口贫困程度更深、脱贫难度更大，脱贫攻坚形势依然严峻。作为贫困治理的核心任务，改善农户生计质量也是推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与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当前地处集中连片贫困山区的贫困人口生计资本存量低、生计方式可行能力弱、生产效率低是区域贫困顽疾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如何有效提升贫困农户生计质量，确保能够实现稳定脱贫，是这类地区亟待攻克的重点难题。本文基于可持续生计视角开展贫困农户生计的空间差异与影响因素研究，以掌握典型山区贫困农户生计的差异性和一般性规律，达到揭示区域贫困格局及影响机理并提供反贫困优化方案的目的，对于贫困问题与农户生计研究具有理论及技术方法的参考价值，提出的优化调控方案亦可为研究区及类似地区脱贫攻坚工作提供科学的实践支撑。 目前，基于农户生计思想的可持续生计（sustainable livelihood,SL）框架因能较好地模拟农户生存与发展，理解农户个体与区域环境的互动关系，已被广泛运用到农村扶贫、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等“人地关系”系列问题研究中。类似框架提供了一种集成化和规范化的研究思路，其中，英国国际发展部（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DFID）的可持续生计框架最具代表性，处于国内生计研究的核心地位。但针对现阶段贫困研究多维化与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尚需结合实际加强对贫困内涵的解读，进一步调整和拓展可持续生计框架。另外，现有相关研究的视角与关注内容相对单一，系统性的实证研究仍较缺乏，主要表现如下：一是关注焦点多为生计问题的某一方面，对生计问题复杂性、机制性认识仍有待深化；二是对贫困与农户生计的地理空间属性认识不足，多数忽略了空间关联情况；三是生计方式分类拘泥于相关标准，量化分析仍较薄弱；四是缺乏与生计方式相匹配的效率测度研究。本文在总结国内外贫困研究理论和可持续生计理论的基础上，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的工具属性，引入生计效率的概念与内涵，构建了可持续生计拓展框架（SL拓展框架）。将拓展框架的组成要素作为衔接贫困内涵的视角，以石柱县为案例区，以精准扶贫建档立卡贫困农户为研究对象，利用实地抽样调查数据，借助ArcGIS、SPSS、GeoDa、Stata、MaxDEA等软件平台，采用GWR回归模型、曲线拟合、Logistic模型、DEA模型、Tobit模型、空间错位分析等技术方法，分析了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生计方式、生计效率的个体及空间差异，探寻了贫困农户生计个体与空间层面影响因素的一般性规律，揭示了贫困农户生计内部要素与外部区域环境的互动机制，明确了研究区的贫困短板和贫困治理优化方案。论文研究内容与主要结论包括： （1）以生计资本考察广义物质贫困，针对山区贫困农户特征，构建贫困农户生计资本指标体系，测算和分析石柱县贫困农户生计资本及其空间差异特征，探寻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石柱县贫困农户生计资本总体上与收入水平正相关，与医疗负担负相关，而与住房情况和教育负担无明显相关性；2）生计资本在村域层面以单一资本缺乏型和多种资本缺乏型为主，表现为“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态势，且存在一定的空间集聚特征，热点区域主要集聚于交通干线附近；3）在区域层面表现为：近郊城镇辐射村（SI）＞低丘经济作物主导村（HI2）＞中山经济作物主导村（MI2）＞低丘粮油作物主导村（HI1）＞中山粮油作物主导村（MI1），缺乏产业支撑的中山粮油作物主导村内贫困农户的生计资本存量最低；4）生计资本空间差异的主导影响因素有农村路网密度、区位水平、“三留守”人口比重、地势起伏度和人均耕地面积，不同空间单元受到的影响力大小不尽相同。 （2）以生计方式审视生计“过程性”特征，分别从非农化、生计多样化以及生计多样化发展阶段三个方面刻画生计方式的特征及其空间差异，并解析贫困农户选择生计方式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石柱县贫困农户生计方式非农化程度整体较高，非农化程度越高的贫困农户收入水平总体越高；2）非农化程度在近郊城镇辐射村和粮油作物主导村相对更高，空间差异与县域城镇经济辐射、农村产业水平与结构、空间连通性等因素存在一定关联；3）生计多样化发展仅在低收入区间对提升收入起促进作用，而收入增加总体是一个生计专业化的过程，区域间差异体现在贫困农户生计多样化发展受到非农化影响程度大小的差异以及高收入区间贫困农户生计方式异质性的差异；4）贫困农户选择生计方式受其生计资本的影响表现为：耕地数量正向促进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力数量越充足农户兼业化发展的可能性越大，而高龄劳动力、疾病劳动力主要从事农业活动；教育负担对非农就业起到正向推动作用；加入合作社或接受扶贫技能培训的贫困农户从事纯农业活动的可能性更高，而对外联系频度越高的非农化发展的可能性越大；低保型除受到劳动力数量与质量两个直接决定性因素的影响外，还受到医疗负担、对外联系频度等间接因素的影响；此外，生计资本对生计方式的影响力在不同区域存在一定差异。 （3）以生计效率衡量可行能力匮乏贫困，在解析生计效率内涵的基础上，测度并分析各类生计方式的生计效率及其空间差异，并分别从个体及空间层面探寻生计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近半数纯农型贫困农户开展农业生产经营活动表现为“自产自销”的状态，不利于积累生计资本；非农型贫困农户的规模效率较大，人力资本水平是制约非农就业收益的主要瓶颈；低保贫困户的低保救助水平与其生计资本、生计效率均呈负向相关关系；2）生计效率在村域层面空间差异与村内产业发展水平相关，热点区域主要集聚于县域东部中山经济作物主导村；3）分析个体层面影响因素发现，贫困农户开展生计活动时由自身主观决策、客观条件以及所处区域环境背景等因素共同作用造成“物不能尽其用”、“人不能尽其用”的局面是造成生计效率低的主要原因；4）分析空间层面影响因素发现，空间差异主要受到农作物播种强度、外出务工人口比重和耕地破碎度3个解释变量的显著影响，不同空间单元受到的影响力大小存在差异。 （4）以生计效率和生计资本的二维关系评价自主脱贫能力，在解析生计效率与生计资本互动机制的基础上，通过分析二者的空间二维关系切入自主脱贫能力评价，依据评价结果确定重点优化区和优化目标，并探讨优化调控措施。研究结果表明：1）就贫困农户个体而言，除了生计资本总体匮乏致贫以外，个别生计资本匮乏造成生计资本无法形成耦合协调机制，导致生计效率较低，从而无法充分发挥优势资本的基本功能，也是引发贫困的重要原因；2）自主脱贫能力等级为可接受型的占比由高到低依次为：中山经济作物主导村（MI2）和低丘经济作物主导村（HI2）＞近郊城镇辐射村（SI）＞低丘粮油作物主导村（HI1）＞中山粮油作物主导村（MI1），村域层面能否发展特色产业并有效覆盖贫困农户是影响其自主脱贫能力形成的关键因素；3）在明确各类型优化区的优化目标和各村短板的基础上，探讨相应的优化调控措施：一是瞄准生计资本短板，提升生计资本总量，改善结构协调性水平；二是优化安排生产结构和生产形式，提升生计方式的适宜性水平；三是保障对落后地区的持续支持，营造良好的生计外部环境。 本文的创新点有：1）在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的基础上，引入“生计效率”的概念与内涵，构建了可持续生计拓展框架，丰富了农户生计与贫困问题研究视角和理论体系；2）以分析贫困农户生计的个体及空间差异为契机，揭示了贫困农户生计系统的内部运行规律及与外部环境的互动机制；3）尝试多学科交叉，结合宏观背景，丰富了农户生计与贫困问题研究的内容体系与技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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