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晁错及汉初“新法家”

摘要

历来研究晁错,多集中于其削藩、守边、屯田和重农等政策措施上,而将他作为西汉前期的“思想者”来深入研究则不多见.法家发轫于李悝,大盛于商鞅,集大成于韩非,至李斯盛极而衰,西汉前期余波尚存.法家人物与“律学士’、文法吏(酷吏)不是一个概念.作为一个学派,法家人物应在学理上有所发明.从秦亡到汉武“罢黜百家”约六七十年,出现“后战国时代”,诸子重新活跃,并应对新形势改造包装自己.既有“新儒家”和“新道家”,也有以晁错为代表的“新法家”,形成鼎足之势.从有限记载可知,有李斯—河南守吴公—贾谊一系,有张恢—晁错、宋孟、刘礼(带?)一系,有田生—韩安国一系,还有不知师承何人的张叔(张欧)、桑弘羊等人.其中张叔、晁错、韩安国、桑弘羊均官居御史大夫,吴公任廷尉,“新法家”声势并不弱.“新法家”的代表人物是晁错.作为政治家的晁错,他最有历史影响的行为就是“削藩”并因而推动了中国分封体制的寿终正寝.尽管对其手段和功过的评价聚讼纷纭,但结果使中国走上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则是显然的。晁错的著述,《汉书》本传的“三十篇”和“三十章”不是一个概念,三十篇既包括“更令三十章”,还包括其他内容.班固将其中的8篇择入《汉书》,都属于《汉志》所著录“《晁错》三十一篇”内容的一部分.以晁错为代表,“新法家”之“新”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受到盛行于秦汉的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晁错将商、韩“直线进化”的历史观进行了翻新,变成了近似螺旋发展的循环历史观,并且以此作理论依托,反对当时“无为而治”的理政方针,要求皇帝“躬亲”有为.二是商鞅、韩非利用人性的“趋利避害”来强调“赏罚”和暴力,目标是“得天下”.“新法家”改目标为“安天下”,就去除传统法家的“因人情”,而把儒家的“得人心”(人之“欲寿”、“欲富”、“欲安”、“欲佚”之心)拿过来,让“天下乐其政”,在治国理政上形成一种温和平实的风格.三是晁错在批判秦政的基础上摒弃了申不害、韩非尤其是李斯的“君主本位”观,并结合新的形势,一方面实现了对前期法家商鞅、慎到“国家本位”观的回归,同时又吸收儒家“仁者爱人”的思想,以使得法家思想更加温和,但其本质上的“国家本位”观是不会改变的。新法家为什么会被抛弃?不是君主怀疑它的忠诚和功效,而是儒家实现了一次华丽转身,不但包含了法家思想的合理成分,而且还能为统治者提供法家所没有的东西.随着政权稳定,统治者那种如临大敌的紧绷神经可以少许松弛,它要考虑自身与民众之间如何才能关系更和谐,以维持政权的长治久安.法家的潮起潮落,都是统治阶级从自身利益出发精心选择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