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书报审查制度和对“违禁”报刊的处理——以《生活》传媒系列为例

摘要

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期间,国民党政府为推行党治文化,维护一党专制,逐渐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新闻检查制度,实施文化专制与规约.国民党政府在对书报实施检查的过程中,对“违禁”报刊的处理可谓形式多样,手段繁多.本文以《生活》传媒系列为例,从刊物的出版发行、报刊内容、出版社、编辑记者几个方面来阐述政府的处理措施.一、对“违禁”报刊的处理包括:1、不予登记,致使《生活日报》的筹办被扼杀；2、对言论“激进”的《生活》周刊实行“禁邮”；3、彻底封闭《生活》周刊；4、对《新生》事件的处理:查封《生活》周刊姊妹刊《新生》周刊,并对《新生》杂志主编杜重远提起公诉并判刑.二、对待编辑报人:收买与迫害并举,集中体现在国民党当局对付《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软硬兼施”的态度上.在查禁刊物的同时,多次派人说服邹韬奋放弃他的政治主张；游说未果就施之以打击迫害.三、打压封闭生活书店.从1939年4月起,国民党陆续对生活书店分店封闭或迫令停业,所出图书,一律禁止或没收,甚至连经过了审查及在内政部注册的也无一幸免.到1941年2月,除了重庆分店之外,生活书店在国统区内的50余家分店全部被国民党当局封闭,所有职工被逮捕或遣散.在民国书报审查制度下, 《生活》传媒系列的出版发行举步维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化专制时代现代中国文学的生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