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中制度的演进:传导成本与政经均衡的稳定性

摘要

经济史是人类经济活动的轨迹,是说明人类在自然环境与制度架构下,以追求劳动生产力之提高.只是此一生产力,是一般化平均劳动生产力(GAPL).由于在GAPL中,考虑到其他要素贡献,是以,融入生产函数意念,可知GAPL是取决于劳动技巧、资本数量、非体现型技术及体现型技术进步.由于经济活动是在制度架构下进行,所以,生产成本中除含有转换成本与交易成本外,还有非市场的传导成本.这些非市场成本即是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直接或间接成本.此成本可分成外显成本——如税捐,这使整体成本上升.内隐的传导成本,通常是政策或制度的副作用.此内隐成本可为正值(使整体成本上升)或为负值(使整体成本下降).此一传导成本在人类经济史中扮演关键性角色.为掌握发展大势,最好能将经济史划分为若干发展阶段,而且最好是始于封建时期,因为此时是近代国家雏形.以西欧而言,封建体制最盛时期是在公元900～1300年；其后200年,则为灰暗时代；然后于1500～1750年,为重商主义阶段；1750～1780年为重农主张期间,1780年起为资本主义纪元.此一过程于中国汉初时期以前即已发生,大致上西周为封建时期,春秋是灰暗时代,战国为重商主义,秦始皇与汉初为重农,而文景之治则为资本主义在中国萌芽.在封建时期,政治上封建配合着经济上庄园,故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一致而均衡,以辩证语言来说,此为“正”；灰暗时代,封建制度渐趋解构,故为“反”,在重商主义阶段,政治上趋于专制,经济上趋于统制,使政治与经济制度再次均衡(此是合,亦是正),但重农主张之出现,当然是对重商主义的“反”动,经自由经济思想发酵,促成资本主义的产生,民主政治与自由经济相统合,又形成一个“合”.就小国言,政治是上层构筑,经济是下层构筑,故经济制度变动将会导致政治制度改变,形成新的均衡,但在大国情况则反是,而政治为下层构筑,成为稳定均衡.即于失衡后,会恢复原先之均衡位置,但须注意,若政治能以“民为本”,与经济自由化配合则大国与小国无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