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学
公羊学的相关文献在1937年到2022年内共计254篇,主要集中在中国哲学、中国史、社会科学丛书、文集、连续性出版物
等领域,其中期刊论文246篇、会议论文8篇、专利文献13235篇;相关期刊152种,包括管子学刊、现代哲学、中国哲学史等;
相关会议8种,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第三届学术年会、“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国际学术研讨会、纪念孔子诞生255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公羊学的相关文献由205位作者贡献,包括黄开国、陈其泰、宋艳萍等。
公羊学—发文量
专利文献>
论文:13235篇
占比:98.12%
总计:13489篇
公羊学
-研究学者
- 黄开国
- 陈其泰
- 宋艳萍
- 杨向奎
- 辛智慧
- 张振
- 陈冬冬
- 陈徽
- 鲍有为
- 曾亦
- 李文
- 梁捷
- 汪高鑫
- 袁宝龙
- 许雪涛
- 钱寅
- 任蜜林
- 俞樟华
- 卫晓辉
- 唐艳
- 张大可
- 徐立望
- 李景明
- 樊智宁
- 王江武
- 葛志毅
- 赵沛
- 邱锋
- 郭晓东
- 顧永新
- 高瑞杰
- 魏义霞
- 黄子鉴
- 黄朴民
- 丁德科
- 丛榕
- 仝晰纲
- 代国玺
- 任访秋
- 何满子
- 余治平
- 保罗·那比尔
- 倪学梅
- 傅绍岩
- 冯蔚宁1
- 刘克
- 刘奇
- 刘家和
- 刘寅生
- 刘小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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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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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欲明公羊家政治哲学的理论品性和思想建构,不可不明其“《春秋》新王”说。“《春秋》新王”说既是公羊学的基本内容之一,又在整个理论体系中处于统摄性的地位:它不仅直接指向着作为王道新表现的“《春秋》之道”,且惟有以“《春秋》新王”说为核心,公羊学其他诸说(如“三世”说、“大一统”说、“通三统”说、“异内外”说等)才得以凝聚成为一个体系完备、结构井然的理论整体。同时,“《春秋》新王”说与“王鲁”说既内涵有别,又关系密切。惟有将此二说统合观之,并借助“王鲁”说,“《春秋》之道”才不会流于玄虚空言,从而为世人展示了一条天下如何由乱到治、王化如何泽被万物的切实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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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那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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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传统思想偏向于不直言抽象原则,而是通过论述具体事件来表达普遍真理。据此理,本文将以庄公二十五、二十七年《春秋》经:“冬,公子友如陈”之经文为例而阐释出儒家思想基本性之“亲亲”“尊尊”对立面概念结构。通过仔细分析公子友之性格、政治背景以及历史角色,将讨论“亲亲”“尊尊”与一系列对立面概念之亲密关系,即“质”与“文”,“阴”与“阳”,“仁”与“义”,“内”与“外”等因素,然后考之于先秦典籍,既指出其张力以及互相排除关系,又解释其相辅相成而互相依赖之本质。最后,将“亲亲”“尊尊”与其对应概念系列置于妥当哲学背景下,论述为先秦儒家思想之普遍思维形式之一,有客观重要性于人性、道德、社会、历史以及政治思想。以期能够揭露《春秋》公羊学连贯一致逻辑结构之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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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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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现代中国,大概除了少数中国史学史专家和部分儒家学者外,已经很少有人读《春秋》了,即使有少数读者,大概也只是把它看作一部“历史书”,“当作一个客观的历史文本”来阅读。而由于《春秋》文本的独特性并不符合史书的一般特点,实难激发普通历史爱好者们的读书兴趣,故即使作为“历史书”,《春秋》的境况似乎也是惨淡之极。即使对于当代新儒家来说,作为“五经”之一的《春秋》似乎亦不具有“思想价值”,除了以《公羊学引论》成名的蒋庆先生以外,少有以《春秋》及“春秋学”为其思想资源者。在当代哲学家之中,对“《春秋》的深远寓意”有真切之体会者,亦寥寥无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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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艳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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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海昏侯墓新出《春秋》类简牍,据北京大学简牍整理小组的整理和释读,发现与《公羊传》关系密切。海昏侯墓《春秋》类简牍,反映了西汉中期公羊学的发展状况,折射出公羊学与汉代政治的密切关系。依据所见汉代文献,对汉代人引用公羊学思想的事例进行细致梳理,可以发现,公羊学被广泛应用于当时政治、法律、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成为上自皇帝下至士人普遍引用的理论指导思想,对汉代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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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智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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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汉代儒家的复仇观具有内在张力,这种张力体现在其既与“孝”亲和又与“仁”相悖。汉儒通过经典诠释的方式从张力中发明新义,阐发了复仇观的理论特质。一方面,从与“孝”的亲和中,汉儒阐发了复仇观在时间与空间上的超越特质;另一方面,从与“仁”的冲突中,汉儒阐发了复仇观在情感与礼法上的规范特质。这两种理论特质虽然泾渭分明却又圆融贯通,共同彰显了儒家对自然情感的关怀以及对制度法规的尊重。同时,汉代儒家复仇观还将自然正义与制度正义相统一,是儒家正义观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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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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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经权关系的正确处理是公羊家哲学着力解决的一大道德难题。董仲舒将经、权置于天道运作系统中进行了严密的逻辑论证与关系建构,把阴阳、四时、五行协同推动的宇宙图式与执经、行权的道德要求糅合在一起,对公羊家经权观念进行天道化处理,突破孔孟单纯说教的叙事方式,形成了独特的经权诠释路径。阴阳二气运行时主次分明、出入有时,阳实阴虚,阳常阴变,阳尊阴卑,阳主阴辅,董仲舒“以阴为权,以阳为经”,试图借助天道阴阳的运作规律来厘清和论证经、权之间的内在关系,提出“经用于盛,权用于末” “显经隐权”“先经而后权”“《春秋》有经礼,有变礼”的观点。然而,在道德实践中,“权”极易被过分强调,而造成对“经”的破坏,董仲舒以“可以然之域”来约束“权”的泛滥,将行权限定在“经”所允许的范围之内,最大程度地把道德实践纳入到天道法则的秩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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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宝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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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汉武帝晚期开始,公羊学主张的阴阳学理论及其内在的批判精神与现实政治之间的矛盾开始显现.至汉宣帝亲政之时,因儒学数十年的昌盛繁荣,影响力日著,其与现实政治的矛盾逐渐尖锐,不容忽视.对此,汉宣帝在执政理论中融入了鲜明的儒学色彩,通过恢复民力、整顿吏治等一系列举措顺应儒生的舆论呼声,二者的矛盾因此得到缓解.不过,汉宣帝时代的政治机制其实仍属汉武帝霸王政的延续,包括循吏政治在内的一系列带有浓重儒学印迹的变革,不过是霸王政缘饰之术在新时代的变种而已.汉武帝时代与昭宣中兴实皆以尚法而致富强,这两大盛世亦鲜明地表现出一脉相承、前后相继的发展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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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宝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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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汉宣帝亲政适值公羊学理论与现实政治矛盾凸显之际,极端化的公羊学思想借助灾异现象对汉武帝创设的"霸王政"大加批判,隐然有动摇汉室基业之势.汉宣帝审时度势,卒以宏大的视野、过人的智慧解决这一问题:他基于官方层面对阴阳学理论予以认可,通过祯瑞祥兆来化解灾异带来的惊惧心理,并且把阴阳学理论改造为施行帝国政治的有力武器.不过,此举并没有彻底解决前述危机,未求得理论与政治的最终和解.有鉴于此,汉宣帝有意识地通过扶持穀梁学来修正公羊学对大一统政权的潜在威胁,为孝宣中兴格局的开创提供了强大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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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天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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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一统"的本义与引申义虽有联系但内涵不同,前者是指"尊崇一个以时间开端为标志的统绪",后者则是指"大规模(或大范围)的统一".在公羊学经典中,"大一统"与"通三统"是儒家"三统说"政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辩证统一、互为补充.秦汉时期,由于"三统说"不能合理解释东周以来的历史发展,也不能适应政治体制变化的现实需要,同时在逻辑上方枘圆凿、迂曲难通,因此被更具解释力的"五德终始说"取代.儒家公羊学意义上的"大一统"理论随之流于纸面、沉寂千余年,成为一些政治家、思想家的空洞理想.元代尤其是晚清以来,在实现多民族国家统一、维护领土主权完整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大一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成为证明中华民族具有国家统一悠久传统和历史依据的标识性概念.每一种历史认知都是理解者处境与文本处境之间视域交融的结果,它既不可能是绝对的真理,也不可能毫无可取之处."大一统"的引申义不能被简单理解为"语义层面的错误",而是与本义一样具有其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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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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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权"字的研究,以往学者只注意到称、锤、变、反经等涵义,而其黄华木或黄英木本意很少引起重视.以字源考辨与义理诠释为基础更能澄清权与其引申义之间的内在关系,揭示"权"字如何从木属植物引申出称锤、反经之意,进而扩大"权"之义界.公羊学语境中的权并非无底线地变,而是儒家坚守"衡量"本分的道德主张.权虽反经,但却不离善、道、仁、义,甚至本质上就没有背叛过经.行权比执经困难、复杂、危险得多,需辅以高度的理性考量和事态审视,非常人所能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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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蜜林
- 《“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华北电力大学国学研究中心成立大会》
|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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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据史书记载,董仲舒所治《春秋》是公羊学.《公羊传》应是一位姓公羊的经师在其以前传经学者的基础上综合成书的,其大概形成于战国末年.就孔子弟子来看,子夏与《春秋》的关系最为密切.子夏之后,孟子、荀子对于《春秋》重"义"的思想都有论述,而在《春秋》三传中《公羊传》最重视此种思想,因此,孟子、荀子思想对于公羊学也有着重要影响.此外,齐学对于公羊学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正是这些因素共同促进了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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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勇刚
- 《第二届河北儒学论坛獻王治学精神暨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学术研讨会》
|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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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公羊学的"通三统"学说中,"王者存二王之后"是一项重要的内容.在如何安排前王之统的问题上,董仲舒总结出"三王"、"五帝"、"九皇"以及"六十四民"的政统递嬗谱系,该谱系背后不无历史依据.在此一谱系中,"三王"无疑是最重要的.所谓"三王",既包括新王,亦包括前二代的王者.二王之后在礼制上具有特殊的地位.他们的特殊存在,与"大一统"形成一种微妙的关系.一方面象征着天命的转移,另一方面也足以给新王提供礼制方面的参考.儒家对"存二王之后"的提倡,背后实际上有一种深刻的社会政治结构的变迁,即从封建城邦到郡县帝国的转化.在这个背景下,"存二王之后"逐渐从实质意义转为象征意义,并最终难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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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锋
- 《历史·史学·社会学术研讨会》
|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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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穀梁传》阐发的《春秋》义法明显带有法家思想的色彩,它抛弃了先秦儒家以及西汉公羊学说所秉持的政治批判意识,取而代之的是一套宣扬君尊臣卑、君权至上的政治理论.这种思想的形成,与穀梁学和公羊学在争立学官上的对立与交锋有直接的关系,从一个侧面表现出汉儒通经致用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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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冬冬
- 《第十二届“两岸三地历史学研究生”论文发表会》
|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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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汉魏学者何休和宋衷分别归纳出的“三科九旨”是“公羊学”最重要的大纲要目之一.“三科九旨”问题是历代《公羊》学者不能回避的焦点问题。清代“公羊学”获得了复兴,大批学者对“三科九旨”问题进行了丰富多彩的探讨.孔广森新立“三科九旨”,在其中融入皖派义理;刘逢禄标榜信守何休,实则存在掺杂别派、牵合他书的做法;陈立平等介绍不同的“三科九旨”学说,但总体上信守何休,疏不破注.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窥见清代《公羊》学者的不同的取向和,并对清代《公羊》学史有较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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