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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中国经济学博士后论坛

第七届中国经济学博士后论坛

  • 召开年:2012
  • 召开地:北京
  • 出版时间: 2012-12

主办单位:中国社科院;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

会议文集:第七届中国经济学博士后论坛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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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补充医疗保险(Supplemental Medical Insurance)是基本医疗保险的一种补充,是为补偿被保险人基本医疗保险支付限额以上的医疗服务费用提供保障的一类医疗保险,包括大额医疗费用保险、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和公务员医疗补助等,是基本医疗保险的有利补充.本文运用供需均衡原理取代无套利均衡原理,将精算定价与期权定价统一于一般经济学研究框架,提出医疗保险精算的供需均衡原理,并从理论上证明帕累托最优保险定价与期权定价的一致性,缓解期权定价模型在保险领域的应用障碍,进而将补充医疗保险看成是一个向上敲出的看涨期权,利用补充医疗保险与障碍期权的同构原理,设计和构建补充医疗保险障碍期权定价模型,为医疗保险精算提供了一种新颖的分析工具和全新的研究视角,丰富了医疗保险精算方法的研究。在实践领域,各保险公司关于大额补充医疗保险发生率、平均发生额的基础数据使用的是从再保险公司得到的数据、行业内数据和卫生医疗机构公开发布的数据,原始数据相差不大,但各保险公司测算的产品费率却有较大的差异,究其原因是医疗保险精算缺乏标准的模型和通用方法。本文致力于构建医疗保险精算通用模型和一般精算方法,试图改变当前普遍存在的选择什么样的模型、运用什么方法完全依赖精算人员主观判断的局面。尽管期权定价模型在保险定价方面的应用还存在各种限制和约束,但可以预见,期权定价理论及其模型在医疗保险领域的运用,有助于设计出更简单、更广为接受的保险定价模型,必将指导和促进不断变化的医疗保险理论与实践。
  • 摘要: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主导地位的确立,我国先后对收入分配领域进行了不断的制度改革,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对居民收入和消费需求的冲击不断加大,使得个人和家庭面临很多无法预期的、暂时性收人波动或意外的消费支出增加。根据预防性储蓄消费理论,收入的不确定性的存在使得居民消费支出是不平滑的,理性的消费者出于平滑消费的愿望,往往储蓄动力增强。因此,收入不确定性因素一直是影响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的重要变量。本文采用“调整离差率”来界定不确定性收入,通过采集我国31个省1985—2010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面板数据,估算了我国省域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不确定性指标,并通过非参数分析中的密度分布函数核估计的方法,剖析了收入不确定性因素的省域分布特征及其动态变动趋势。研究认为:收入不确定性的影响深度和广度正在迅速扩大,省域之间受收入不确定性的影响差距逐步拉大,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应尽快完善经济制度改革的底层设计。
  • 摘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上市公司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许多公司为了提高市场占有率,不顾及自身资源限制,通过增加负债一味地追求高增长,加大了财务风险.一旦到期债务不能偿还,则会陷入财务危机,甚至面临破产清算的境地.因此,公司应该时刻依据财务报表、经营计划及其他相关会计资料对本公司的经营活动、财务活动等进行分析预测,采用可靠的预警模型及时发出预警信号,使得公司积极采取措施降低破坏程度。因此,建立财务预警模型对于上市公司来说是十分必要的。鉴于传统财务预警方法的缺陷,本文将两阶段判别方法引入了我国上市公司财务预警模型的构建中。选取了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中在2011年被特殊处理的30家公司及90家财务正常公司为研究样本,首先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将14项财务指标缩减为4个主成分因子,然后分别选用了两阶段判别方法、线性判别方法和逻辑回归方法构建财务预警模型。通过比较三种方法的判别效果可以看出,与传统预警方法相比,运用两阶段判别方法构建财务预警模型有以下几个不可比拟的优点:通过两阶段判别的第一阶段可以识别出“重叠”现象的存在,大大降低错判率;通过w的取值可以解决两组样本数量不同的情况,决策者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选择;通过ε构建z值可以量化各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但是,在应用此方法的过程中,由于值和M值的选择需要反复地计算,计算量较大。另外,本文选取了我国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结论有一定的局限性。
  • 摘要:在货币政策操作理论中,货币政策操作程序(MPOP)是指中央银行运用政策工具调控操作目标过程中所遵循的一系列规则、传统和惯例(Borio,1997).再进一步从操作实践来看,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是依托于准备金市场,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调节银行体系准备金,并对各种影响准备金供求关系的冲击因素作出反应,进而实现操作目标而展开的.事实上,近年来,随着我国利率形成机制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中国人民银行(以下简称人民银行)在完善货币政策操作程序的过程中逐步引入了利率因素,尤其是在2006年第三季度对操作程序进行了重要转变。本文的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与学术界认为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程序仍然是准备金总量程序的传统观点不同,笔者通过对2006年第三季度人民银行实施央票工具调控目标转变这一政策事件的观察,发现随着利率形成机制从单一行政管制向双轨制过渡,货币政策操作程序已初步实现了从准备金总量程序向利率程序演化。第二,基于我国货币政策操作实践,设计实证框架,检验了当前利率双轨制约束的操作程序下货币市场利率波动的传递性。首先,运用协整与误差纠正模型、成分条件自回归异方差模型(CGARCH)考察货币市场利率波动模式并测度利率波动率。其次,基于引入外生变量的成分条件自回归异方差模型,以及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的脉冲响应函数(IRF),试图分别从静态和动态机制检验利率波动的传递性。研究表明,这一操作程序能够有效降低利率波动的传递性。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相关文献进行评述,第三部分对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程序的演化进行分析,第四部分设定计量模型对货币市场利率波动的传递性展开实证研究,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 摘要:船舶工业是一个国家工业水平的象征,直接关系国家的安全,并具有较强的产业拉动作用,是我国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国家海洋经济战略的深入实施和航运业的快速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造船大国,并将在"十二五"期间实现向造船强国的转变,其间金融必将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服务于船舶工业"十二五"发展目标的实现.金融机构可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对船舶工业提供服务和支持,即以“绿色信贷”为抓手,引导船企开发绿色环保新船型,以并购贷款为手段,支持优势船企做强做优,化危为机,支持船舶工业转型升级,培养船舶融资专业人才,提供创新金融产品,密切关注行业信贷风险,实施差别化信贷政策。
  • 摘要: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也在这个过程中承担了相比以前较为沉重的债务。本文梳理了当前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状况以及债务的成因,选取相应地方负债情况指标并通过模糊分析法度量了我国两个城市的地方债务情况,指出地方政府的债务处于轻险的状态,并未如外界预料的产生较大的风险,且在模拟中发现除利息支出和居民个人偿债比率外,其他八个观测指标的极端变化都能带来债务整体水平的变化,可以作为监管参考。同时,根据以上实证模拟结果分析了当前我国地方债务监管的环境,阐述了地方债务的监管方式和方向,从透明公开和严格制度两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改革建议。
  • 摘要:国内外的学者对于证券公司的顺周期研究还比较匮乏,已有的研究则大多停留在定性分析阶段,缺少基于中国实际数据的实证研究。因此本文运用我国2003-2011年的证券公司经营数据,对我国证券公司进行实证分析,检验是否存在顺周期效应。2003—2011年,我国经济经历了前期增长加速、金融危机带来增长减速以及后金融危机时期复苏等阶段,因此可以认为这是一个较完整的经济周期。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证券公司业务存在明显的顺周期效应,这种顺周期性使得证券公司的经营顺经济周期出现波动,并进一步放大宏观经济的波动,这种顺周期性随着我国证券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存在进一步增强的趋势。因此,我国有必要将证券业行业纳入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构建逆周期监管机制。基于以上的分析结论,本文提出如下逆周期监管的政策建议:对证券公司实施逆周期动态监管指标体系,通过经济繁荣时的保守监管与经济低迷时的宽松监管来降低证券公司的顺周期性对经济的正反馈影响;调整目前仅对证券公司经营“过差”时进行重点监管的思路,对证券公司增长“过快”时适当采取提醒、约谈等手段,防止证券公司经营出现较大波动;将经营决策风险引入薪酬机制;根据经济周期性变化,对证券公司业务进行指导,指导证券公司在风险计量模型和风险参数选择上采取逆周期做法等。
  • 摘要:文中首先讨论了"三元悖论"视阈下国际货币体系演变与目标模式的转变,其次就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微观行为之货币选择进行探讨,之后基于估值效应的考量分析了全球失衡下美元汇率不稳定的外部性,最后讨论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笔者认为,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已凸显国际货币体系不对称的弊端。中国等新兴经济在被动承担更多国际调节责任的同时,存在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资产和负债的货币错配以及“升值浮动恐惧”。对此,人民币国际化正是解决中国货币错配和舒缓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的重要战略举措。以史为鉴,英镑、美元国际化的成功都借助各自与白银、黄金之间兑换率的稳定机制;浮动汇率背景下,流通渠道合理透明,马克稳定,国际地位不断上升;保护体制根深蒂固,日元升值难以适应,国际化却并不成功。在警惕重蹈当年广场协议覆辙,人民币“升值恐惧”占优的同时,不应忽略的是,对于经济赶超派生的汇率升值(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和“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最终挣脱“中等收入陷阱”而跻身“高收入经济”之列的正是快速升值的后发型经济体(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而非以出口导向增加收益“升值恐惧”的拉美国家。从中长期来看,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汇率升值将是大势所趋,如何从内涵本质上促进效率提升日益紧迫。伴随人民币资本项目不断开放,在人民币对外“走出去”和非居民“走进来”(可部分持有人民币资产)的过程中,需要从源头上改变此前外汇储备积累伴随央行人民币投放,以及非居民不能进入人民币资产市场的格局。在中国境内逐步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离岸金融市场,特别是实现如下业务交易,将有助于从源头上降低外汇储备的累积.
  • 摘要: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同金融衍生工具对于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和竞争力起关键作用,金融衍生工具也被认为是现代金融创新和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但在早期关于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框架是基于传统金融监管理论而构建的,传统金融监管理论主要注重单个金融机构或工具的风险,忽视了系统性风险。从次贷危机可以看出,微观金融机构或工具的安全总和并不等于宏观金融体系的安全。因此,单个金融衍生工具运行的稳定并不能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严重影响了金融稳定,同时也反映出金融衍生工具监管的缺陷,这种缺陷主要体现在微观审慎监管的偏差以及宏观审慎监管的缺位上。因此,对于改进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必须从加强“宏观审慎”入手。首先要明确金融衍生工具宏观审慎监管的目标,其次从宏观审慎监管分析、政策工具以及政策安排等方面来探讨衍生工具的宏观审慎监管。总而言之,宏观审慎监管的核心是将系统性风险纳入监管范畴,并对其进行分析和监测。但是,宏观审慎监管毕竟属于金融监管的范畴,在重视宏观审慎监管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微观审慎监管,因此金融衍生工具监管框架的构建,必须有机结合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监管。
  • 摘要:证券投资基金常常被认为是代表基金投资人利益、进行专业化理财的理性投资人,有助于抑制股票市场的"羊群行为",是推动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中坚力量.然而,在全球金融危机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股市实现恢复性增长的背景下,我国股市却再一次陷入过去"暴涨暴跌"、"牛短熊长"的怪圈中.通过对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在2006年一季度至2012年一季度共22个季度的“羊群行为”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存在显著的“羊群行为”,且卖出“羊群行为”度大于买人“羊群行为”度;第二,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各阶段“羊群行为”度与股市周期趋同;第三,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中成长型基金“羊群行为”度大于价值型基金的“羊群行为”度,平衡型基金“羊群行为”度则介于两者之间;第四,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羊群行为”呈现行业板块特征,且“羊群行为”主要集中于采掘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房地产业、建筑业、制造业、农林牧渔业等传统行业内;第五,我国证券投资基金随着目标股票规模的减小,“羊群行为”度增大。笔者认为,可以从基金评价体系和基金制度缺陷角度来阐述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羊群行为”形成的原因。一方面,由于我国证券投资基金评价体系尚不健全,评价体系对短期业绩排名的注重促使基金经理采取类同的投资策略“抱团取暖”。另一方面,基金运行制度中的内部人控制和基金托管人对基金管理人监管缺位等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加重了基金投资人与基金管理人的委托代理问题。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使得理性的基金经理们舍弃投资人的利益,釆取违背基金契约的投资行为,进而导致基金业普遍的“羊群行为”。因此,要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局面,必须从完善基金制度建设和健全基金评价体系等方面着手。
  • 摘要:肇始于2008年美国雷曼兄弟破产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远没有结束的迹象,我国整体经济亦处在下行的强大压力下,而我国的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的境况空前,不少中小企业已经或濒临倒闭、破产.在此境况下"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显然是为应对严峻的经济形势而提出的,具有积极的意义.显然,民间金融作为金融的有机组成部分毋庸置疑,故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过程中,民间金融不应缺席;但目前民间金融尴尬的法律定位与其服务实体经济的强烈需求形成了极大反差;要解决民间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问题,首先要解决民间金融合法化的问题,确立市场主体对融通资金的自治权、自主权;而合法化只是民间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前提和基础,规范化的民间金融才能真正服务实体经济;为了更好地发挥民间金融在服务实体经济中的角色,须借助市场规律对一对一民间金融活动进行自主调节,将多对多民间金融活动纳入正规金融重点监控,同时专门立法规范一对多或多对一民间金融活动。
  • 摘要:理清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对于我国区域经济的整体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鉴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本文将研究的侧重点放在辽宁省大连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以期对城市经济发展与金融建设提出针对性的建议措施。通过应用VAR模型进行方差分解,本文认为从大连市的经济现状来看,其金融相关率、金融市场化率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的效应差异明显。通过VAR模型对LGDP、LFIR和LSCH之间的关系作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本文发现由于大连市独特的金融政策,使得其金融相关率和金融市场化率长期内的发展趋势呈现自身的特点。鉴于大连市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市场化的自身特点,并结合目前辽宁省沿海经济带建设中大连市的区域金融中心地位,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金融体制,减少政府对金融系统的直接干预。积极推动金融机构的创新,促进金融规模的发展,提高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减少流动性过剩。就大连本地情况而言,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政府应出台相应政策措施扶植金融业的发展,结合自身特点,运用相应的政策手段来适度调节金融相关率和金融市场化比率,减少金融市场的大幅波动,使得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呈现较为合理和长期稳定发展的分布状态,从而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有关“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战略”,支持大连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建设。
  • 摘要:随着技术进步和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步伐的加快,以生产链条分割为特征的国际分工得到了快速发展,在这一框架下东亚生产网络的发展更为显著,主要表现为该区域零部件等中间产品贸易的大幅增长。同时,该区域的最终产品也大量出口到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贸易格局中起着“黏合”作用的就是生产者服务贸易。根据Jones (1990)的分析,生产分割程度越深则对生产者服务的链接需求就越高,而在此条件下明确生产者服务贸易与中间产品贸易以及最终资本品贸易的关系就极为重要,这些关系可以为一国采取何种贸易政策,以及如何通过促进生产者服务贸易发展来进一步提高一国的国际分工地位等问题起到指引性作用。在此背景下,中国形成了最为显著的一种新“三角贸易”结构,主要表现为最终品出口与中间品进口和服务进口存在一种不同以往的互动模式。rn 研究结果表明,在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中,中国在东亚地区已成为重要的加工中心,该国的最终品出口与中间品和服务进口呈现出不同的互动模式,其中中国最终消费品出口与最终资本品出口反映出了中国在价值链上的不同阶段特征。在最终消费品生产和出口中,中国所需的中间品(尤其是零部件)越来越多地来自中国境内,而这种中间品很多都是其他经济体转移生产的结果,但在此过程中,中国对于服务的进口需求程度,尤其是来自东亚内部的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服务需求还较高;在最终资本品生产和出口中,中国仍然处在依赖进口中间品的阶段,但已经开始出现转移到中国的趋势,对于服务的依赖仍然集中在东亚内部的先进经济体。rn 由此看来,中国在东亚生产网络中已开始由最初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和出口转型,但可以看出在转型的过程中伴随着对中间品和服务的更多需求。随着更多国外企业的转移生产,中国当地企业能否从中间品尤其是零部件以及服务方面实现升级都将是今后中国政策扶植的主要方向,就此本文的政策启示为:重点支持国内依赖程度较高的中间品技术引进与研发,注重与国外服务提供商的合作,学习对方先进管理理念和服务提供方式,考察与最终资本品紧密相关的中间品和服务进口行业特征,在税收减免方面给予较大的支持,同时对于环境污染程度大,但附加值不高的最终品的加工生产,应考虑采取更高的国内市场准入水平,并结合聊规则的使用,尽量做到将本国污染降低的同时实现贸易种类由低端向高端的生产和出口转型。
  • 摘要:在中国传统社会,土地租佃制度实际在很大程度上是金融制度的替代物及补充,或者其本身就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制度。土地租佃制度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促进资金的流通,改良中国经济的总体运行机制,并改善最贫穷农民的处境。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租佃制度不可能让贫苦农民过得很好,但是至少能够让他们过得比较好一些。不能把土地租佃制度与高利贷制度相提并论,正是因为土地租佃制度的存在,缓解了高利贷所造成的破坏,而不是相反。本研究揭示了土地作为农村金融运作的核心作用,说明土地租佃制度在本质上更多的是一种金融关系。土地租佃市场作为一个金融市场,通过土地权益的交易流转,促进了资金的流动,推动了地权关系的发展,并且常常越过了货币的媒介作用,直接引导资源配置。因此,土地租佃制度是中国传统社会非常重要的一种制度,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功不可没。
  • 摘要:金融脱媒指的是在定期存款利率上限管制条件下,当市场利率水平高于存款机构可支付的存款利率水平时,存款机构的存款资金流向收益更高的证券从而限制了银行可贷资金的现象。在研究和讨论的过程中,对金融脱媒的理解多与各国的金融实践相联系,对金融脱媒的产生、作用机理和发展趋势的讨论缺少理论支持。本文的贡献在于:一是在金融脱媒的背景下,以融资结构为切人点,以区域内人均GDP为被解释变量,试图说明融资结构差异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二是本文着眼于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改革动态特点,以往的研究文献中直接地将股票融资作为直接融资的代表。本文将债务融资纳入考量,是对现有文献的有益补充,并且实证研究了其与银行信贷、股票融资的匹配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中部、东部、西部融资结构发展不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差异较大。从区域融资结构的横向比较和实证研究来看,不同的融资结构都对区域经济的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融资额地区分布来看,各种融资方式均维持“东部高,中西部逐渐降低”的格局。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在结构上已经由间接融资为主转变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并重,并且东部地区直接融资对经济的贡献度优势开始逐步显现。中西部地区对银行信贷的融资需求依然旺盛,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仍然保持绝对优势。故笔者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即要实现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双轮驱动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需根据区域融资结构的不同,银行信贷应更多地向中西部倾斜,根据实体经济需求鼓励、推动金融创新。
  • 摘要:在银行系统未来可能遭受各种宏观经济冲击的背景下,银行和监管当局都必须提早做好预防措施。宏观压力测试作为这类“前瞻性”工具,不仅可以通过设定“极端但可能”的宏观经济冲击让银行对自身信用风险的承受力提前做出评估,还可以帮助央行和监管当局及早识别银行体系的薄弱环节,提高对银行系统风险的评估能力;同时,监管当局还可以利用反向宏观压力测试来估算需要多少救助资金才能帮助银行渡过信用危机。由此可见,对银行信用风险进行宏观压力测试势在必行。本文通过构建宏观压力测试的SUR模型对中国银行业所面临的信用风险进行宏观压力测试,得出的结论如下: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通货膨胀率、6个月存贷款利差、存款准备金率、国房景气指数和出口增长率是影响中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显著因素。其中,通货膨胀率、存款准备金率和不良贷款率的滞后一期值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具有正向的影响,而国内生产总值、6个月的存贷款利差、出口增长率和国房价格指数对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是负向的。在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程度方面,6个月的存贷款利差是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影响最大的宏观经济因素,出口增长率、存款准备金率、通货膨胀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对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的影响程度依次降低,国房景气指数则是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影响最小的宏观经济因素。中国商业银行目前的抗风险能力不强,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受到宏观经济冲击的影响较大。虽然目前我国宏观经济仍然比较稳定,但是一旦未来出现大的经济波动,我国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将会大大提高。鉴于此,我国商业银行应当提高警惕并做好防范措施,在加快银行体系内部改革的同时加强与监管当局的合作,提高抵抗风险的能力,最终构建良好的金融生态环蟯。
  • 摘要:上市公司内部人股票交易是指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以及持有一定比例股票的大股东通过二级市场买卖自己公司股票的行为.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和多元回归的方法分析了2007-2011年我国沪市内部人交易的时机选择和市场反应,结果发现:上市公司的内部人交易可以获得显著的超额收益,其行为具有精确的择时能力,内部人在市场低位增持而在高位减持公司股票。其交易行为受到公司规模、交易规模、公司所处行业、内部人信息层级以及性质等因素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内部人交易是否存在超额收益是验证强式有效市场假说的重要突破口。如果内部人在交易中获取了明显而丰厚的超额收益,则意味着市场是非强式有效的,内部人可以利用其私有信息精准选择交易时机,获取超额收益。其次,将为监管部门加强对内部人交易的监管提供经验证据,也为提出更有效的监管和防治措施提供了广阔的思路。最后,将对投资者建立更加有效的投资组合,提高投资效率起借鉴作用。
  • 摘要:国际货币是一国货币职能从国内扩展到国外,在国际交易中充当计价单位、交换媒介和保值手段三种职能(Tavlas,1997).在国际货币的三大职能中,计价单位职能是基础性职能.在进行大量数据搜集后,笔者从不连续数据中描绘了近半世纪以来,美元、欧元、日元三大国际货币在各国出口和进口贸易中的计价比例变动趋势,发现美元是美国进出口厂商在对外贸易中的主要计价货币。德国出口和进口贸易中本币计价比例存在相当的差距;出口本币计价比例较高源于德国出口商品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而进口本币计价比例较低源于德国进口的初级产品以美元计价为主。日元在日本进出口贸易中逐渐发挥计价货币职能则成了日元走向国际化的起点,但日元计价货币职能远远落后美元和马克,这与日本经济结构和贸易特征密切相关。笔者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计价货币的选择呈现一定的历史惯性。体现一国经济和贸易规模的指标是本币发挥计价货币职能的显著因素,说明大国货币更易成为国际计价货币。体现产品竞争力特征的出口商品差异化程度是本币发挥计价货币职能的显著影响因素。外汇交易成本和资本项目开放影响显著。未来十年,美元作为主导计价货币的地位不会改变。欧元是仅次于美元的世界第二大计价货币,但其计价货币比重将增长缓慢。日元在20世纪80年代国际化进展迅速,计价货币职能显著增强,但21世纪初以来日元国际化进程呈萎缩趋势。人民币将在计价货币职能中取得实质性进展,这将一方面源于经济基本面反映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反映出中国政府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效果。
  • 摘要:本文试图在梳理和总结现有银行监管理论的基础上,研究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银行业监管的成绩与不足,并提出进一步提高银行监管有效性的政策建议。笔者支持,目前中国银行业正处于深刻转型过程中,既有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严峻挑战,又具有新兴市场的很多风险和变化。结合中国实际,银行监管制度安排需关注以下几个方面,即要进一步树立银行监管的系统观、独立观、制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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