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走缝隙、突破困境及国民性言说——论鲁迅临终之际应对侵华问题的个性姿态

摘要

＜正＞鲁迅对于日本的态度是多层次的。特别是自“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侵华战争后，鲁迅长期游走于忧虑、批判日军侵略野心，又认同日本文化、与许多友人保持密切联系。正如林贤治所说，鲁迅眼中的日本是泾渭分明的，包括“帝国主义者的日本与人民的日本，战争的日本与和平的日本”①,另外，他还与一些反战人士，如鹿地亘等保持交谊。到了1936年，全面侵华局面日益明朗，剑拔弩张之下，反战成为势不可挡的选择，侵略与和平难以并立，这促使鲁迅对自己的居住环境和交游情况做出调整，并进而影响到创作特点和言说方式。尤其是鲁迅个人此时接连大病，生死徘徊的境遇，让他在焦虑、急迫心态中行文更加短促鲜明。同时，紧张局势和种种言论也让他不得不更加含蓄与有所顾忌，这不仅表现于面对日本读者时的难言，在中文语境下亦显得独异。总之，在游走与调整的过程中，改变的是情绪激烈程度和言说方式，不变的是鲁迅冷静、深刻的眼光，以及依凭个人经验与直觉判断而形成的非政治立场，以至在日本友人心中，留下超然、透彻、有分寸的形象，对“民族魂”形成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