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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郑州大学学报 2000年第4期林炎志:<"阶级问题”是解读苏东剧变的重要视角>指出从"阶级问题”入手分析,是理解苏东剧变这个"历史之谜”的关键:第一,在苏东剧变前,在党和政府内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潜资”,即"潜在的资产阶级”,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使"改革”变成了"改向”.第二,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对工人阶级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弱化了工人阶级的竞争力和免疫力,使苏东工人阶级在共产党执政时没有形成自己阶级的主体性.第三,阶级性与党性是互动的.苏东各国的执政党本身存在的严重问题,使党性丧失了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苏共把共产党人的党性简单地归结为"纪律性”,这就不仅严重窒息了党的创造力,而且当党的领导人发生变化时,基层党员除了顺从以外,竟然毫无办法;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导致苏联社会和党内出现了无限制的民主,没有限制的公开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结果导致党组织的涣散;苏共的教条主义、官僚主义盛行,特权、腐败现象严重,造成社会理想和社会现实的严重背离,使苏共失去了群众基础和阶级基础.从阶级问题分析苏东剧变的原因,我们应当吸取的历史经验是:工人阶级要成为自主的、成熟的工人阶级,真正成为历史的主体;共产党在执政掌权以后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和群众保持血肉相连的联系,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rn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2000年第3期庞跃辉:<西部大开发的互动机制效应分析>指出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表明,局部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离不开全局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牵引;全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离不开局部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支撑,两者是辩证统一的有机关系.因此,互动机制效应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我国面对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客观现实,为了促进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发展,提出了全面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方针,就是一项蕴含互动机制效应的总揽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其互动机制效应主要表现为:一,西部大开发与当今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互动整合;二,西部大开发与我国经济系统协调发展互动推进;三,西部大开发与改善我国生态环境互动相关;四,西部大开发与调整我国产业结构互动交融;五,西部大开发与改善我国人口素质互动提高.rn吉首大学学报 2000年第1期刘曙光:<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主体>指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主体应当是"现实的人”,因为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以前的历史哲学中,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所相对的主体经历了"神”(以维科为代表)、"自然”(以康德为代表)和"理性”(以黑格尔为代表);维科、康德和黑格尔都认为有一个拟人的主体(上帝、自然、理性)凭着自己的意志(天意、目标、狡计)在主宰着社会历史的必然进程,人的活动仅仅被看作是这个神秘主体实现自己意志的手段和工具;他们是从目的论角度来理解"社会历史过程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的,并以此来说明社会历史的必然性、进步性与人的自由意志的关系.马克思唯物史观从人的活动及其结果来理解社会历史;社会历史规律是在人的活动中形成、展开和实现的,而不是外在于人的活动的;历史现象之间的联系是因果性联系,而不是目的性联系.因此,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是人的活动区别与动物本能活动的特性,反映的是现实的人的本质;我们只能说社会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而不能说"社会历史过程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rn郑州大学学报 2000年第4期耿新建:<实践活动类型分析>指出需要是实践活动的动因,主体的"需要结构”是划分实践活动基本类型的根据.在人类文化生成中,主体的客观需要转化为主观目的,不同的目的造成实践活动的历时的四个阶段.社会作为主体的存在方式,又把实践活动的四个阶段整合为共时的四个类型,即探索实践、创造实践、变革实践和生产实践.四个类型的实践赋予人"真、美、善、力”四个本质特性.因此,主体只有通过四个类型的实践活动才能获得人的完整的生存本质,探索实践建立自然客体,是人类文化生成的基础.它以求知为目的,回答"是什么”的问题.创造实践以自然客体为对象创造文化客体.创造实践是主体性实践,实践活动的逻辑是由主体目的所决定的主体必然性.变革实践是主体用社会的方式占有和分有文化客体的实践活动,主体从主体与客体两个方面的规定出发整合文化,赋予文化社会关系的性质,建立社会客体.主体以社会客体为对象,通过生产实践建立历史客体.生产实践具有积累性和程序性特点.在生产实践中主体通过复制文明成果而为财富,实现主体的力量,获得全部实践过程的最终价值.rn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0年第2期龚举善:<中国古典诗学逻各斯中心的现代解构>指出受儒学"秩序意志”的深刻规定,中国古典诗学崇尚"文以载道”的理性法则.中国诗学传统尽管一度遭遇佛学的影响,但其根本逻各斯中心则由老庄的"天道”与孔孟的"人道”合构而成,二者间的亲和互补是中国诗学一贯追求的至境.以此为生长点,衍生出"征圣”、"宗经”两大东方逻各斯权利话语.中国诗学的历史价值,正是上述两大权力话语所赋予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关于"征圣”和"宗”的权威阐释,使中国古典诗学的理性内涵由观念上的清醒走向理论上的自觉.承此,中国古典诗学先质后文的逻辑编码程序得以确立.时值中西交汇和文化重建的世纪之交,中国诗学传统面临现代转化的历史重任.其必要性在于:对内可抗拒自我耗散的趋势,对外有利于抵御被文化殖民的命运,有利于重铸东方文论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