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有效性（Market Efficiency）是金融学的核心理念。它是指市场交易特征可以反映市场信息，从而具有收集信息，市场预测作用。本文将这一理念从金融市场扩展到国际经贸市场，从国际贸易与投资的结构特征中提取地缘冲突风险，并运用这一地缘冲突风险信息检验其对全球资本市场收益的影响。具体上，本文先根据国际贸易与投资流动信息构造“地缘经济距离”变量测度国家间关系；其次根据“地缘经济距离”检验并预测地缘冲突风险；最后，利用预测的地缘冲突风险，检验地缘冲突风险对全球资产收益的影响。 本文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如何利用国际经贸市场的有效性，测度国家间关系（地缘经济距离）以及如何分析地缘冲突风险（国际冲突机制分析）。首先，本文分析国际冲突产生机制，再根据该逻辑构建“地缘经济距离”指标度量地缘冲突风险。 本文对地缘冲突风险的定义是国家间发生冲突的或然率。本文从国际关系现实主义角度理解地缘冲突的产生机制。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认为安全作为公共品，由秩序主导者提供。而秩序主导者维持秩序的根本动力在于，世界秩序符合其偏好与利益。其他经济体对现有秩序的偏离，无论这种偏离是由秩序主导者主动或被动引起，都会导致秩序的重塑，秩序重塑会造成地缘冲突风险的变化。因此，本文对地缘冲突风险分析的逻辑起点是秩序主导者的成本与收益。 冷战后的最大客观事实是，世界经济贸易秩序由美国主导。为了维护美国单极性秩序，必然会产生一定的成本或“悖论”。弥补这些成本必然要求这一秩序赋予美国额外的收益或“过分特权”：首先，在贸易方面，美国在这一体系中可以利用自己的单极地位获利（Bhagwati and Patrick1990；Kapstein1994；Stremlau1994/95；Caverley2007；Ning2009）。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越来越多的利用对不公平贸易，汇率操纵的断定，以及政治与外交帮助美国公司进入他国市场（Stremlau1995；Tyson1992；Bhagwati and Patrick1990），或者在贸易组织框架内和谈判中作出对本国产业，尤其是高附加值与高劳动力报酬的产业的有利安排（Mastanduno1997）。相应的，将美国排除在外，或者可能降低其份额的任何双边或者多边贸易区域化与内部化都违反美国的这一利益。其次，维持全球资本市场的开放有利于其他国家通过对美投资，拥有美国资产，特别是美元储备，以及以美元结算国际交易来支持美元的世界通货地位。美国调节其秩序维持成本与经济竞争力之间的矛盾的核心机制必须是基于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不仅使基于低成本政府融资的军费开支成为可能，也可以通过这一地位避免汇率风险（Gourinchas and Rey2005），并从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任何一种变动中获益，也使得其国内的高福利与企业相较于其他国家的低成本融资成为可能（Drezner2009；Nye2010）。经济体对美国这些利益的偏离会导致地缘冲突风险的变化。 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相对变化反映了国家权力（Power）的此消彼长。越来越多的文献研究认为，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的中国正成为单极解体后的另外一极。中国因素可能也是经济体地缘冲突风险变化的重要影响方。 上述成本与利益分析表明，国际贸易与投资市场信息可能隐含着国家间关系特征。本文认为，一国与另一国的经贸流量高于两国应该有的“标准”时，两国关系较近；反之关系较远。“地缘经济距离”指标形象的描述国家间的偏好。 地缘经济是指经济现象的地缘政治后果或地缘政治产生的经济后果（Baru2012）。无论是哪一种理解：地缘格局变化会产生经济后果（经济跟随政治）或者经济关系格局变化产生地缘政治后果（政治跟随经济），这一概念都指向了世界格局中的国家间成本收益。本文使用“地缘经济距离”量化经济结构信息，是衡量国家间关系亲疏与隐性距离的核心变量。它类似于国际贸易中普遍使用的“引力模型”的物理距离。本文借鉴Savage and Deutsch（1960）提出的相对接受度（Relative Acceptance）概念进行线性处理定义“地缘经济距离”。 Savage and Deutsch（1960）提出的相对接受度（Relative Acceptance）概念，可用于任何双向流量（经济与非经济）的分析。S-D模型也被称为“基准模型（Null Model）”。以贸易为例，“基准模型”的思想是：假设经济体的进口与出口选择是完全独立的和随机的，那么可以找到一组参数来描述这些随机行为产生的贸易量。如果最优拟合的随机参数可以很好的描述国家间的贸易行为，那相关国家和经济体间的贸易可以被随机行为解释，没有明显偏好或者排斥。如果相关国家或者经济体间的贸易行为明显偏离在随机交易条件下拟合的参数，该模型就认为相关方之间有明显的偏好或者排斥，其行为不是随机的。实际贸易投资行为对最优的随机拟合值的偏离被称为相对接受度。这一指标越大，相关方之间的偏好和排斥就越强。更技术化一点的表达是：如果任何经济体的进口与出口选择是完全独立的，那么经济体i出口到经济体j的份额在世界总贸易量的占比就应该是经济体i的总出口在世界总出口（或全球对外投资总量）的百分比与经济体j的总进口在世界总进口（或全球外资吸收总量）的百分比的乘积，即两个独立随机变量的联合分布概率是边缘分布概率的乘积。而实际的贸易占比和这一理论占比会有偏离。 地缘经济距离是相对接受度的线性函数。其数值大小与国家关系好坏或利益偏离正相关。地缘经济距离越大，两国关系越疏远，利益偏离越多；反之相反。 本文用Logit模型来拟合“地缘经济距离”与“是否发生地缘冲突”的关系，检验出“地缘经济距离”具有预测地缘冲突风险的作用。然后，利用该Logit模型，我们估计出地缘冲突发生的或然率（地缘冲突风险）。再将估计的地缘冲突风险与股权溢价及其波动率、股权资产收益和波动率、债权资产收益和波动率进行回归，检验地缘冲突风险对全球资产收益的影响。 文章的主要结论：1.本文提出“地缘经济距离”概念，并根据S-D模型结合国际贸易投资流量进行测度。这一概念直指国家间的亲疏关系并能预测地缘冲突或然率。其中，与美国、中国之间的地缘经济距离是我们关心的重点。这两国是冷战结束后世界秩序的重要影响者。无论是中国因素还是其他因素，世界经济结构变化会影响到美国的成本收益格局。而偏离美国利益的经济体，会增加地缘冲突概率。 2.本文的结果显示，其他国家对中美的地缘经济距离以及这两种距离的变动趋势表明苏联解体后国际格局总的趋势是从美国单极向中美双极演化，地缘经济距离可以预测全球地缘冲突与危机的发生；苏联解体至今，地缘危机的发生模式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一国靠近中国的同时疏离美国会显著增加其卷入地缘冲突的风险；此后，中国开始在意愿上接受、能力上强调和行为上实践从体系依赖到体系塑造的蜕变，一国远离美国不必然增加风险，地缘冲突开始更多的发生在中美秩序圈层比较核心的国家。 3.地缘冲突风险确实是影响国际资本市场收益与波动的因素，丰富了“罕见事件（Rare Disaster）”理论对股权溢价之谜的系列解释。控制风险规避系数和其他国别风险因子后，研究发现，地缘冲突风险估计与股权溢价正相关；与股权收益正相关；与债权资产收益负相关。同时，地缘冲突风险估计与股权溢价波动性正相关；与股权收益波动性正相关；与债权收益波动性负相关。 本文的创新主要有三点：（1）本文通过构造“地缘经济距离”变量来预测国际冲突风险，度量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中国际政治与经济的联系。目前还少有文献把这种新兴的地缘政治风险分析艺术与国际关系领域的方法和理论联系起来（F?gersten2015）。 （2）用地缘经济距离测度来补充预测性市场（Predictive Market）文献（Wolfers and Zzezewitz2009），该测度侧重于嵌入结构性变化的信息效率，而不是常规使用的市场交易价格变化。本文利用S-D模型从国际经贸市场中提取结构信息，较之于现有文献广泛使用的总量（如交易价格）信息有明显突破。 （3）丰富了“罕见事件理论”研究（Rietz1988；Barro2006；Wachter2013；Gabaix2012）。由于灾难事件的小概率性，特别是对罕见灾难的感知困难，用实证检验灾难事件与资产定价的联系具有一定的难度。Berkman，Jacobson and Lee（2011）是率先使用国际危机作为罕见灾难的代表。与对AR模型的国际冲突风险的估计相反，本文提出了国际冲突的基本机制，并利用市场吸收信息的有效性来实现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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