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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科技创新“政策-绩效-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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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第1章 绪论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现状

1.2 研究内容、方法与技术路线图

1.3 研究意义

第2章 示范区发展实践、文献综述与一个新的视角

2.1 示范区研究的相关文献综述

2.2 示范区创新政策的一个观察:以东湖示范区2009-2013年为例

2.3 高新区研究的相关文献综述

2.4 示范区创新绩效形成视角之一:产学研合作模式及其网络生成

2.4.1 问题描述

2.4.2 研究过程与结果

2.4.3 结论与启示

第3章 示范区科技创新政策测量、结构与绩效研究

3.1 基于扎根理论与政策测量的示范区创新政策编码共词网络

3.1.1 问题描述

3.1.2 数据与方法

3.1.3 结果与分析

3.2 示范区创新政策措施与目标的协同演化

3.2.1 问题描述

3.2.2 数据与方法

3.2.3 结果与分析

3.3 示范区创新政策的绩效:基于质性与量化结合的视角

3.3.1 问题描述

3.3.2 数据与方法

3.3.3 结果与分析

3.4 本章总结

第4章 示范区科技创新投入产出要素关系研究

4.1 基于RST的示范区科技创新投入产出要素的结合性

4.1.1 问题描述

4.1.2 数据与方法

4.1.3 结果与分析

4.2 基于RST的示范区科技创新投入产出要素的重要性

4.2.1 问题描述

4.2.2 数据与方法

4.2.3 结果与分析

4.3 基于超效率DEA模型的示范区科技创新效率变化特征

4.3.1 问题描述

4.3.2 数据与方法

4.3.3 结果与分析

4.4 本章总结

第5章 示范区科技创新绩效评价与改进研究

5.1 基于IPA与DEMATEL的示范区创新绩效评价

5.1.1 问题描述

5.1.2 数据与方法

5.1.3 结果与分析

5.2 基于DANP与VIKOR的示范区创新绩效评价与改进

5.2.1 问题描述

5.2.2 数据与方法

5.2.3 结果与分析

5.3 近邻学习规则下考虑效益与成本的示范区创新绩效改进

5.3.1 问题描述

5.3.2 数据与方法

5.3.3 结果与分析

5.4 本章总结

第6章 总结与展望

6.1 全文总结

6.2 研究不足与展望

参考文献

致谢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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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研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科技创新政策及其绩效测度指标的关联,和科技创新绩效测度指标及其综合评价的关联与改进,前者希望得出从科技创新政策角度促进提升绩效测度指标的路径,后者希望得出从提升综合绩效水平角度改进绩效测度指标的路径;由此可从后者出发,进一步向前倒推示范区所需的针对性的先行先试科技创新政策。本文主要的研究内容及结论如下所示。
  (1)提出了一种以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为结点,以其间的共生关系为连结的有向加权网络构建方法,并论述了其可运用于示范区的研究范畴,将其与绩效测度指标联系起来,探索产学研合作网络对于示范区科技创新绩效的作用力度与机制。由于数据上获取的困难,本部分内容最终未能进行有效的实证研究。
  (2)通过引入扎根理论与政策测量方法,对北京中关村、武汉东湖与上海张江2010-2014年的创新政策进行了质性量化相结合的分析,分析了创新政策中关键词所形成的共词网络的结点特征与小团体结构;对经由轴心编码所得出的政策打分进一步提炼,分析了其中政策措施维度与政策目标维度的协同演化特征;将小团体分析转化为政策变量,在有效控制干扰因素下,研究了政策变量对政策绩效指标的影响作用。研究主要结论为:(a)北京中关村、武汉东湖与上海张江2010-2014年的创新政策关键词形成的共词网络,采用改善的连结权重定义后,加强了结点中心度的差距,并验证了该网络具有无标度特征,得出网络具有1个核心5个小团体的结构特征;(b)在政策措施维度与目标维度的协同演化上,北京中关村提升最快,且处于领先的地位,武汉东湖起点较高,且稳健上升,上海张江起点较低,且增长幅度最小;(c)科技创新、支撑条件与环境营造、科技金融、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和人才吸引与培养对R&D活动人员数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支撑条件与环境营造、科技金融、鼓励科技创新行为、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和人才吸引与培养对R&D内部经费支出具有显著的影响,政策变量对于总收入的影响由于未能有效控制干扰因素而未能得到有效分析。
  (3)通过引入RST方法,对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武汉东湖、深圳、苏南、长株潭、天津滨海和合芜蚌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2007年到2014年科技创新投入产出要素进行了数据依赖性的探索性分析,并由此得出投入产出要素的相对重要性;进一步地,筛选出权重较大的投入产出要素进行了超效率DEA模型的分析,得出示范区的科技创新投入产出效率随时间变化的特征。研究主要结论为:(a)在5项投入要素与4项较高总体支持覆盖率的产出要素之间,似乎存在一种类似于“双因素理论”的效应,其中中高级职称人员数、R&D活动人员数和R&D活动经费数是保健因素,R&D活动人均经费数和R&D活动经费占总收入比是激励因素;当保健因素处于低级或中级水平时,产出要素值通常也处于低级水平,而保健因素处于中级或高级水平时,产出要素值却未必能达到高级水平,此时还需要激励因素处于特定的水平。(b)根据科技创新效率的不同,可将示范区分为3类,分别为科技创新投入产出效率较高类,包含北京中关村一个示范区,其效率值远远超出了其他示范区;科技创新投入产出效率一般类,包含上海张江、天津滨海和合芜蚌三个示范区,其效率值在相对有效的水平附近调整;科技创新投入产出效率较低类,包含武汉东湖、深圳、长株潭和苏南4个示范区,其效率值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虽取得了很大程度的提升,仍处于相对无效的阶段,存在进一步可以改善的空间。(c)不同示范区的科技创新效率在2008-2014年间年的波动表现出总体上升的特征,其中北京中关村上升幅度最大,武汉东湖和长株潭上升幅度仅次于北京中关村,深圳上升的幅度较小,上海张江和苏南出现较为明显的大幅度波动,而天津滨海和合芜蚌稳定在相对有效的水平。
  (4)在综述已有研究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与方法的基础上,重新设计出适合于评价上海张江示范区创新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以其中的二级指标为重点,通过问卷调研与数据调查相结合的方法,采用DANP模型和VIKOR模型得出了指标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并对示范区18个分园的创新绩效进行了基于评价期望值、评价最大差距值和权衡评价值的测算与评价;运用改进模型测算了在近邻学习规则,示范区各分园改进各项二级指标带来的创新绩效提升收益、改进成本以及收益成本比,筛选出了各分园最有改进意义的二级指标。研究主要结论为:(a)在张江示范区创新绩效的一级指标中,环境支撑、国际竞争和经济发展是起影响作用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是被其他指标影响的;二级指标具有和其所属于的一级指标相似的特点。(b)仅考虑收益与同时考虑收益成本比情况下,各分园最需改进的二级指标存在很大的不同。仅考虑收益时,张江核心园等10个分园最需改进的二级指标为科技产出;徐汇园等5个分园最需改进的二级指标为创新经费;漕河泾园等3个分园最需改进的二级指标为创新人才。考虑收益成本比时,张江核心园等6个分园最需改进的二级指标为企业发展,漕河泾园等7个分园最需改进的二级指标为科技产出,闸北园等2个分园最需改进的二级指标为可持续发展,闵行园等3个分园最需改进的二级指标为创新文化.(c)示范区各分园可采取一种短期改进与长期改进相结合的创新绩效改进方法,短期内各分园应当优先改进具有最大值的收益成本比的二级指标,长期时各分园应当侧重改善具有最大值的收益的二级指标,示范区可基于此给出相应的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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