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空间再造：农村社会工作的实践逻辑——以红星村项目为例

摘要

本文采用参与式行动研究方法，呈现红星村社会空间的样态和变迁，尤其是在社会空间视角下对该村农村社会工作项目实践进行探讨，尝试提出解决该村社会空间问题的实务建议与理论思考。　　红星村社会空间受宏观因素的影响发生了空间扩张、空间萎缩、空间重组、空间分异、空间固化、空间挤压、空间扭曲等空间过程。工业化和城市化所生产的新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形塑了红星村的社会生活方式和文化形式，在这个过程中，公共空间逐渐萎缩和失活，个人空间逐渐扩张并异化，公共空间和个人空间之间被生产出逐渐扩张（或弥散）的“过渡空间”——处于公共空间和个人空间之间的空间，村民来不及认知和应对的充满不确定性、迷向的、组织性薄弱的空间。　　社会空间的急剧变迁产生了如下空间问题：村民的空间距离逐渐拉大；社区公共空间逐渐衰败和失活；社区呈现出“淡漠”、“低组织性”的衰落状态；社会空间被撕裂并产生空间关系紧张；社区认同得不到生产与再生产；社区主体性得不到表达和提升；社区公共事务得不到有效组织；社区公共问题得不到有效而及时的解决；社区弱势群体、边缘群体得不到关注和照顾并进一步受到空间挤压和固化。　　红星村农村社会工作项目从公共空间的再造和文化行动为切入口，生产出丰富的社区生活空间、实体性和虚拟性的社区公共空间、新的社区公共文化空间。公共空间的再造和活化，有利于打开个人空间的边界，并促进其与公共空间、其他个人空间进行互动，建立社会关系；也有利于促进村民提升对社区的认同与归属，并基于此提升村民的社区主体性；同时对于促进弱势群体、边缘群体空间重新融入社会空间具有积极作用。　　作为行动研究的批判性反思，笔者提出：空间实践须与空间调研协同地持续进行；空间实践是策略性和阶段性的过程；空间实践的痕迹是空间再生产的基础；空间融合的实践首先需要实践者融入社区空间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有利于空间实践的推进；空间实践需要实现稳定性和权变性的平衡；上下联动有利于空间实践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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