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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技政治特征分析和案例比较研究——以黄禹锡事件为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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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研究方法与学术背景

1.1课题缘起与案例选择

1.2立论假设与研究方法

1.3概念界定与论文结构

1.4研究目的与创新意义

1.5科学政治学研究背景

第2章 科学伦理遭遇国家利益:意识形态至上任意突破科学底线

2.1黄禹锡崛起过程中蕴涵国家主义特征

2.2从化学合成胰岛素案例看国家主义特征

2.3遗传学理论也要服从革命需要

2.4曼哈顿计划中的国家主义特征

2.5我国生命科技史上的国家主义:衰落还是兴起

第3章 西方的进展与东方的失衡:后黄禹锡时代生命科技的发展与应用

3.1聚焦“孤雌繁殖”:黄禹锡启发了干细胞学术思路

3.2二年突破三项干细胞研究纪录的西方学术圈奇迹

3.3后黄禹锡时代的干细胞与克隆技术研究成果总汇

3.4合成生物学引领人类科技制造首例人造生命雏形

3.5缺乏科技敬畏的中国社会技术开发危及生命健康

第4章 人格操守影响科学伦理:解读生命科学事件中的精英作为

4.1黄禹锡事件中的关键人物与行为操守

4.2曼哈顿计划的成功与反法西斯精英的共同理念

4.3近代中国生命科学历史事件中的形形色色专业人士

4.4生物科学技术成为政治巨鳄控制政权的玩物

4.5转基因主粮种植的政治博弈中隐现国际巨鳄的背影

4.6高中生凭借基础知识关注着转基因粮食的十大疑问

4.7生命科学工作者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和敬畏言行

第5章 崛起的冲动依托权力的本能:解析生命科学背后的政府作为

5.1紧握政府无形之手数年造就黄禹锡“大师”

5.2韩国政府力挺模式获得中国科技部极力赏识

5.3生命科学中的宗教敬畏得以制衡美国公权机构

5.4美国通过制度设计提升科学技术去政治化的水准

5.5利用公权约束民间科学狂人冲撞生命科技伦理底线

5.6转基因主粮市场化过程中政府角色与利益集团诉求

5.7巨额税收是维系国家机器运转能力的主要来源

第6章 资本的欲望:千年生物技术产品史中资本的逐利生存战略

6.1光环下的韩国生物医药资本市场集体亢奋

6.2生物医药产业链中的国际资本追逐暴利野心

6.3横扫国际生物制品市场的千年资本逐利历史

第7章 多媒体时代的话语角力:科学精神与公民素养的平衡

7.1黄禹锡事件中的大众媒体角色

7.2媒体对于生命科技新闻热点选择性关注的统计分析

7.3解构MBC商业电视台的从业行为

7.4科学文化与传媒在韩国当代生命科技中的作用

7.5理性报道生命事件可以引导正面社会效应

7.6政府与媒体沟通处于失灵阶段的生命科技应用现况

7.7大众媒体急需提高自身科学素养以适应科技时代

7.8科学传媒的专业精神与现实意义

第8章 总结

附表:黄禹锡事件时间表

附表:2005年12月-2011年6月间黄禹锡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参考文献

攻读博士期间已发表或录用的论文

致谢

声明

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决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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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者从单向研究科技的进步,到多维关注科技的失衡,从而开始逐步聚焦导致生命科学技术扩张异化的历史与现实案例,以及构成这些案例的相关背景因素,近年来逐步将科技畸化的阐述和讨论,作为主要的学术研究方向之一。本文聚焦当下生命科学技术赖以生存的环境空间,试图建立以政治元素为重点的科学技术历史研究的学术话语体系。①作者研究生命科技异化的目的,无非希望生命科学技术回归本义,让生命科学技术一如既往地成为人类个体和谐生存,人类社会公平正义的推动因素之一。
  本文关注的科学政治研究和写作,是基于生命科学技术的角度逐步拓展的。这种有关科学政治的研究视角和研究的原则与方法,应该也是可以在科学技术史的其他研究领域中,重复尝试和反复验证的。上述思考与研究,始于2005年下半叶爆发的韩国黄禹锡干细胞生物技术事件。为此,本文就以该事件为轴心,辅以中外科技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以及发生在当下现实生活中的鲜活案例,展开比较研究和平行分析。
  本文第一章主要阐述了课题缘起、案例选择、立论假设、方法结构、概念界定、目的意义、研究背景以及创新特色。本文的研究特色在于,围绕韩国的黄禹锡事件,通过生物医学专业视角跟踪和剖析了该事件发生以来数年间不断披露和出现的细节,平行分析了决定黄禹锡科学研究成果影响力的其他关键因子。本文主要将发生在中国近代与当代社会的生物医学技术研究与应用案例,比对黄禹锡事件,致力于发掘现实生命科学技术发展中值得警示的因素。
  本文目前主要关注影响生命科学技术发展的六项关键因素,逐章细化分析:
  本文第2章讨论科学伦理遭遇国家利益时的历史尴尬,即意识形态往往任意突破科学伦理的底线。通过剖析国家主义在韩国科学巨星黄禹锡腾空与陨落中的表现特征,分析了中国近代科研史上的创举,第一次人工合成胰岛素项目过程中国家主义对科研的影响。此事并非孤例,上世纪50-60年代,李森科主义和遗传学理论在中国遭遇,成为生物学影响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历史现象。将生命绑架于技术的案例,二次大战中的曼哈顿计划是先例,即将核子技术偏离治病救人的核医学的轨道,转向摧毁生灵的核武器研发。上述案例的共性是,普遍存在违背科学共同体基本原则和基本程序,突出了政治需要、政治正确、违背科学精神、引入军事思维等国家主义的表征。在至高无上的意识形态下,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规律与伦理规范全部让位于国家利益,最终干扰着科学进程的纯洁,阻碍着生命科学的健康发展。历史表明,政权维护中不惜将生命科学拿来陪绑,这样一味崇尚国家利益至上,往往会将科学技术研究导向歧路,生命科技最终也会导致对生态的伤害。
  第3章主要回顾近5年中的干细胞克隆生物科技在新世纪的发展历程。2005年以后,黄禹锡中断干细胞克隆研究,但世界主要干细胞和克隆技术实验中心继续探究,对黄禹锡所有工作成就加以复核与认定,肯定了其在无性繁殖或孤雌繁殖的研究方向上,为干细胞克隆领域获得长足进取提供了依据。于是,生命话语的重心,再次转移到了西方学术共同体,东西方争夺学术话语权的波澜风起云涌。一方面,黄禹锡事件之后,西方获得丰盛的生物克隆和干细胞成果,直至合成生物学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人工生命。另一方面,就在西方抓住机遇全线突破的同时,东方特别是中国生命科学技术的开发应用领域,却倒退至原始竞争阶段,某些骨干企业与技术人员不惜劫持生物技术,频频暴露出滥用技术与概念、危及生命健康的群体性丑闻。中国生命科学相关领域的科学伦理和道德危机集中爆发,直接危害着世界1/5人口的健康与未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案例,就是来自东西方技术精英再度携手合谋,左右转基因主粮的东进战略。
  在第4章中,文章不仅将黄禹锡事件中的主要角色黄禹锡个人,还将其他相关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内精英人士的个性特征和所作所为,作为研究重点。同时,作者继续比较了曼哈顿计划中成功反击法西斯的精英共同理念,近代中国生命科学历史事件中,形形色色专业精英人士在阶级斗争年代以来的学术操守,有科技精英自动畸化,沦为行政工具;有科技学术被动畸化,成为外交工具;也有与奸商为伍,出卖灵魂与技术的个体。当下,生物科学技术正在成为政治巨鳄控制政权的玩物,转基因主粮种植的政治博弈中,隐现国际巨鳄的背影,居然有人熟视无睹。文章化繁为简,引证一位中学生的论文,旨在戳破类似皇帝新衣的转基因主粮包装。科学技术由人类发明和利用,研究科学技术首先依赖于从事研究的人类本质,或曰科学精英素质。关键科研人员的关键素质和研究背景,对核心科学技术的发明与维护,对核心专利技术的掌握与应用,对于社会效益可以产生不容忽视的结局。个人的社会属性,愈来愈作用于科技项目。当代历史表明,科学工作者个体无法摆脱政治纠葛的现实困境。在中国生命科学技术领域,更要有针对性地重新呼唤学者的公共意识、独立意志和敬畏精神。
  第5章解析韩国卢武玄政府为了扶持黄禹锡团队,在人力、财力和国家政策等方面,大开绿灯的细节。但政府在黄禹锡遭受学术争议后,极力利用公权力,力图在第一时间摆脱与黄的瓜葛。至今,韩国政府的举国力挺模式,一直获得中国科技部的极力赏识,类似的政府行为在中国农业部运作转基因主粮市场化过程中集中体现,摆明了政府角色与利益集团的柔性联系。公权在生命科学中的位置相当微妙,美国利用宗教敬畏,试图制衡公权机构在生命科技上的过度出位。目前伦理框架下,到位的公权有助约束民间科学狂人冲撞生命科技伦理底线的危机事件。在我国,芸芸众生满怀善良与感恩之心,习惯将国家与政府概念合二为一,为此,必须明晰概念,国家是一种象征,政府则由一批代表人物集合而成,是行使公权的利益集团,不管他们声称代表国家利益、民众利益、还是其他利益,总之是有着明确利益导向的实体。政府的作为与政府的行政目标,最终有其政治目的,征收巨额税收是其中之一,托词包括维系国家机器的运转能力。学者需要看清政府在科学技术中的角色与目的,即他们坚定的利益诉求。
  第6章重点讨论资本对于科技发展的现实意义。人类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光游牧在农业社会,产生了生物技术历史上的童贞交流与人文牧歌,无欲无求,延绵生灵。公权与资本尚未崛起之时,技术与产品传播全球,养育人类。遇到全球航海契机,一面带来技术与产品的交流,同时也带来了控制和征服。封建时代利用生物技术,比如中国的茶叶技术与产品,可以统治约束异族,但是中国从来没有过度利用这项先进武器。西方最后操起生物技术武器,大打经济战略,鸦片贸易就是西方击溃中国的技术亮器之一,烟草紧随其后,至今遗患中国。新世纪以来,西方的资本与技术结合,不仅在中国、韩国等东方国家的技术领域,同时也在与其相关的金融资本领域展开全面防线与围剿,韩国黄禹锡事件与中国的股市新宠海普瑞,以及外资操控下越来越多中国张略农产品等,先扬后抑,笼罩在西方战略的阴影下。资本市场上生物技术产业的波动,与国际资本在生物技术研发、产业化和资本化上的作为,不仅是新兴的高技术博弈领域,也是资本追逐利润的新天地。生物技术和产品的战略规划布局及其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同步关联,为新世纪资本寻求技术中的利润,铺垫了逻辑依据。今日西方继续施展掌握生物技术控制力量的决心,启示我们不能轻视转基因主粮技术与产品背后的政治力量。资本与政治的天然联系,在现代生命科技中具有历史性的同盟关系。
  第7章讨论了黄禹锡事件中媒体报道及其产生的效果,这一结论的获得,部分是通过统计分析主要网络媒体的海量报道数据,了解了东西方媒体报道中的系统性倾向,揭示了大众文化与科技传媒的关系。在科技媒体报道诠释生命科学技术主题及其文化外延中,要求自律负责的媒体主动提升科技素质与职业道德,从而达到促进社会公众科学文化提升的目的,共同抵御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的负面误导。近年来,我国媒体做出大量的“洪氏人人百岁”报道,“张氏绿豆治病”报道,“马氏独创治病”和“李氏道家养生”报道等等,大众媒体在涉及生命话语时,不断表现失常。我们主张科学传媒的专业精神与现实意义,重视它对公众生命话语把握的导向作用。为此,不仅需要鼓励媒体在社会发展中的正面作用,也要警惕一旦出现媒体运作泛滥,将对生命健康的产生无穷威胁。合理运用信息化时代媒体技术,是生命科技话语掌控,及其影响力施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关键因素。
  本文最后一章概括了四项研究结论:
  1.现代生命科学技术已经不再是实验中隔离净化培养出来的尤物。
  2.现代生命科学技术至少与意识形态、话语竞争、学者操守、政府作为、资本野心和文化传媒等外界因子具备互动联系。
  3.现代生命科学的良性发展环境与健康运用背景,取决于上述外部因子的综合平衡。
  4.生命科学政治研究项目,着力揭示与探讨涉及上述研究因子的平衡艺术。
  最后,基于目前的初步研究,文末也强调了未来的研究重点有待深化,制定了预计的研究框架,即从单一因子的科学相关元素分析,开始侧重二元复合因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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