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音乐美学思想研究

摘要

魏晋南北朝时期音乐美学思想的整体特征有二：一是独立，它从社会伦理道德的领域中独立出来，侧重从音乐自身出发去探讨音乐的审美规律；二是突破，它以道家思想、玄学人本精神和佛学主体心性哲学为依托，实现了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主流音乐美学思想的超越。本文拟从中国音乐美学本身固有的范畴出发来深入透析其美学思想的精髓。“源起篇”追根溯源，探寻魏晋南北朝音乐美学思想突破前代获得独立的思想根源；其余四篇“和声”、“乐象”、“雅俗”、“乐教”形成一个有机的体系，全面而深入地揭示魏晋南北朝时代音乐美学思想的特质。
　　 “源起篇”立足于时代的政治局势、社会思潮和音乐艺术自身，揭示这一时期音乐美学繁荣的深层原因。时政作为时代风气发生变化的风向标对音乐美学思想的影响是首当其冲的；玄学和佛学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对音乐美学思想具有增强逻辑思辨力和提供理论支持的作用；音乐实践是音乐美学的基础。它们共同促成了魏晋南北朝音乐美学思想的独立和突破。
　　 魏晋南北朝时代和声问题已经基本形成体系，自然之和、音声之和与主体之和是音乐和谐论中必不可少的三部分。“自然之和”与玄学核心范畴“自然”紧密相关，理论家们认为音乐来自自然之和，体现了宇宙万物和谐的自然属性，是人们师法自然的产物。阮籍以自然之和来区分雅乐和俗乐，转换了雅俗纷争背后的教化根基；嵇康以音乐的自然属性为依据澄清了附会在音乐上的伦理观念。“音声之和”探讨音乐创作规律。阮籍的“比其文”；嵇康的“和比”和刘勰提倡的“声文”都重视乐之文，开启了后代重视音乐形式美法则的先河。“主体之和”探讨音乐对主体和谐所起到的作用。阮籍的《乐论》充分展现了玄学“以人为本”的精神实质。嵇康以“平和”为音乐的根本，提倡无哀无乐，平和淡泊的音乐，肯定超越情感的主体生命之和谐状态。
　　 乐象是中国音乐美学的固有范畴，它有两个基本构成要素：心与声。在玄佛思想影响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乐象论立足音乐自身，反对以德心驾驭音声，主张在音声与心的和谐共振中去领略音乐的美；强调音乐欣赏中主体“心”的重要作用，心驰骋万象，妙在象外，形成了有时代特色的审美理论。这一理论追求具体有声之外的空灵之境，注重超越有声、在欣赏者心中完成弦外之音、象外之象的再创造，这些观点实乃意境论的先声，为中国最具民族特色的意境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提出了“和声无象”的观点，批判了儒家功利主义的乐象观，为人们驰骋心象，感知音声之美，获得审美愉悦开启了心灵自由之门，他认为“音声无常”，主张在音心对映中完成审美欣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乐象论剥离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乐象论中的道德教化内容，完成了音乐欣赏理论由功利到审美的转换，开启了后世音乐审美理论的先声。
　　 雅俗问题是中国音乐美学史探讨的热门话题。雅俗之争表现为正统官方雅乐观与民间俗乐观的对峙和冲突。魏晋六朝新兴的文人音乐美学观介于两者之间。有别于礼乐之声，士人心中的雅乐以“清”、“素”“淡”为主要特征蕴含了人们对高雅节操的向往之情。俗乐在文人日常交往和精神生活中实现了娱乐消闲功能。以悲为乐的时代审美风尚表明“悲乐亡国”的观念发生逆转，俗乐备受指责的根基得以清除。阮籍以自然之“和”区别雅乐俗乐，嵇康用心物二分的方法去看待音乐的雅俗问题。他将自然属性判入音乐，而把雅俗归于人心，剥离了统治阶层附会在音乐上的道德判断和审美取向，使得音乐回归自身。雅中有俗，雅俗相互交融不仅是音乐发展史的必然趋势，也是这一时代很多有识之士共同的认识。
　　 中国传统音乐美学侧重乐的教化功能，赋予“乐教”以政治教化的含义，魏晋南北朝理论家们从审美的角度、人格培养方面重新阐释音乐的作用，颠覆了传统音乐美学的教化思想。音乐对个体的作用表现为一种“意趣”、“趣味”，以此达到“畅神”的目的，这样从个体的精神层面上实现了音乐的审美功能。魏晋六朝理论家们还从人性的角度认识音乐的教育作用，他们汲取道家以礼乐为人性枷锁的思想，从自然人性出发在不同程度上背离了儒家人才观和人性论，体现了魏晋六朝时代以人为本的玄学精神和人的生命意识的觉醒。音乐“移风易俗”论是传统儒家乐教思想的经典命题，汉代天人感应的神学论兴盛以来将这一命题引入了音乐神话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礼崩乐坏，理论家们对儒家这一经典命题的解释建立在合理可信的基础上，破解了汉代天人感应观念附会在音乐上的神秘色彩和神话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