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共同体”的实践逻辑与居民的非对抗性抵制——来自浙中H村的经验

摘要

在我国新农村建设和村庄兼并的政策下，大量村庄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组，希望以此加快其现代化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村庄共同体中不同的利益群体：政府、公司和居民以及外地人分别成为了塑造村庄社会结构的力量并且对村落共同体的规范、原则等提出了挑战。而村庄的土地、住房和就业问题成为了矛盾的焦点。当前，我们更多关注的是社会的转型问题。大部分学者关注了农民的理性和共同体的解体，然而，村民的自我保护，特别是为了共同体而进行的抵制行动却缺少关注。
　　 本文基于田野调查的方法，以兼并后的浙中H村为观察对象，尝试分析并解释在发达地区农村中“村落共同体”的建构过程。因此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在市场力量的冲击下，“村落共同体”的建构如何可能?共同体成员抵制行动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又呈现怎样的运作逻辑和现实意义？针对以上问题，本文主要分为六个部分。第一章导论提出问题意识，综述国内外共同体理论，并交代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第二章交代村庄兼并的背景和现状以及描述村庄结构类型的基本特征。第三章到第五章分析在村庄土地、房屋和就业的市场化过程中，村民的非对抗性抵制行动，说明村庄中的居民在与村级组织的对抗以及对外村人的排斥过程中会利用地方性知识寻找共同体的“边界”和成员权利；采取非对抗性抵制行动，包括：诉苦、散播谣言、采取集体谈判、抱怨等，以此维护他们在土地市场的权力、对房屋的私有感和工作的优先权，从而重构村庄内部的关系网络、社会结构和共同体边界；通过这些行动共同体的成员表达了他们独特的公正观，试图获得一定的安全感和稳定感，而这些行动也最终有助其维护“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强调的是主体性、价值、实践和经验。第六章是结论，本文认为经济边界的开放与社会边界的闭合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也“双向运动”中的一种形式。在此基础上，本文还讨论了公正与“地方感”之间的联系，并尝试与东南亚关于底层反抗的研究进行理论对话。通过对为了维护“共同体”而进行的非对抗性抵制行动的研究，本文也对农村的现代化以及共同体的变迁进行了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