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时期中苏关系恶化的根源研究

摘要

赫鲁晓夫时期，中苏关系经历了由发展到高潮最后又急剧恶化的巨变。中苏两国密切合作时，不分你我亲同一家，让人叹为观止；产生矛盾时，互相攻讦，欲置对方于死地，又让人扼腕叹息。 本文认为正是由于四对矛盾导致了中苏关系发展过程中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首先是中国“一边倒”决策与独立自主追求之间的矛盾。中国建国之初，立足未稳，且处于冷战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决定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以苏为首，与苏联建立经济政治交换性同盟，即苏联提供经济军事援助，中国在政治外交方面与苏联合作。随着中国国力上升，自助能力提高，独立自主的诉求也随之增强，这与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发生尖锐矛盾。而国际共运中的高度统一要求，限制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调整关系的转寰余地，因而导致中苏两国已不能合唱，只能独奏了。所以说“一边倒”战略决策之初就已经埋下了分裂隐患。 其次是中苏两国国际主义理念和民族主义诉求之间的矛盾。这对矛盾是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所必然面对的。共产党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原则，以解放全人类为最高目标，这要求各国无产阶级必须搁置历史和现实争议，齐心协力，共同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但同时，各执政共产党又是各自国家和民族的精英和利益代表，必须把发展本民族国家的利益置于首位。这对矛盾在中苏关系中不仅体现为中苏对对方高度期望值与对方自利行为的落差，即利益之争；而且还表现在国际主义原则所要求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高度一致的单元政治文化与各国不同状况多元追求之间的矛盾，也即中苏两国国内模式与外交战略之争。1958年以前，国际主义理念与民族利益诉求关系处理得当时，中苏关系顺利发展，亲密合作；1958年之后，中苏各自强调自身民族国家利益，导致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龃龉不断，最终分道扬镳。 第三对矛盾是中共革命理想主义与苏共实用主义之间的矛盾。中共由原来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需要一个适应过程，至中苏关系恶化时执政才十年左右，因而想问题办事情往往从过去革命经验和马列主义经典论断出发，具有强烈的革命理想主义特点；苏共至赫鲁晓夫时已有四十余年执政史，经验丰富，但由于大党大国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的历史沉淀以及赫鲁晓夫的个性，使苏共往往呈现实用主义特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当中苏都感觉有必要坚持同一条路线时，革命理想主义便和实用主义迎头相撞，撞击出一场意识形态的论战。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不仅恶化了两党关系，而且最终也殃及到两国关系。第四对矛盾即过度集权与科学决策之间的矛盾。中苏关系恶化对双方都是巨大灾难。对中国而言，北方曾经的盟友变成敌人，陡增巨大军事威胁，而且由于意识形态的惯性，指导思想持续左倾，直至发生文革，一场民族浩劫；同理，苏联南部的地缘政治环境恶化，国内改革的压力增大，谨小慎微，裹足不前，最终导致模式、制度、政党、国家的衰亡。由此可见，中苏两国当时的决策都出现了巨大失误。为什么反对声音受到压制，持不同意见者受到打击，究其根源，这不得不归咎于当时党内缺乏监督、政治体制过度集权。这种体制已经失去制约、纠错的功能，这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一斗即破的原因所在。正是这种体制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不可逆转。

目录

文摘

英文文摘

声明

前言

一、中国“一边倒”外交决策与独立自主追求之间的矛盾

(一)“一边倒”决策背景

(二)“一边倒”和独立自主矛盾的不可调和，决定了二者非此即彼，不可兼得

(三)“一边倒”的决策基础发生动摇，同盟破裂

二、国际主义理念和民族主义诉求之间的冲突

(一)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对立统一的理论解读

(二)在中苏关系中国际主义理念和民族主义诉求之间的矛盾体现

三、革命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的对决

(一)关于斯大林的评价问题

(二)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

(三)关于和平共处问题

(四)关于和平过渡问题

(五)关于民族解放运动问题

四、过度集权与科学决策之间的矛盾

(一)过度集权与科学决策之间的矛盾

(二)过度集权体制培育了个人崇拜，使体制失去纠错功能

(三)毛泽东毅然反攻苏联批评，将斗争进行到底

参考文献

致谢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