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媒介汇流到监管汇流：台湾通讯传播管制制度的新构建

摘要

“通讯传播”是指“以有线、无线、卫星或其他电子设备传输设施传送声音、影像、文字或数据者”，它存在于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汇集了电信、传播、资讯三者产业特性，对我们的生产生活产生相当之大的影响。因此，通讯传播及其制度的发展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本文运用文献分析法、历史研究法、案例分析法，探讨新世纪以来台湾通讯传播管制制度的新构建。
　　研究发现，其新构建有着特定的背景，台湾通讯传播管制早前经历过1949年至1987年戒严时期的“绝对控制”阶段与1987年至2000年解严后的“解除控制”阶段，而在2000年后，政治、经济全球化，台湾内部面临政党轮替，其通讯传播产业出现了自由化、民营化、去党政军化风潮，媒介汇流让原先由不同主管机关分别负责电信、传播、资讯事业的模式出现了事权不一、协调不易进而严重影响工作效率和产业发展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对管制制度进行新构建，其目标之一便是建立独立机关“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为此，台湾对“行政院”进行了组织改造，并对新闻局进行了一系列变革，几经波折终于成立NCC。
　　NCC成立后，通讯传播有关业务移交由其来加以全权处理，从影响来看，在经济方面控制了自然独占力量，促进了产业公平竞争，有效运用了稀少资源，同时，避免了外在的不经济;在社会方面促进了社会政策，达成了公平正义，同时也落实了普及服务。但由于通讯传播产业发展瞬息万变，且NCC设立过于波折和仓促，以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诸如委员产生方式、业务职责权限、决策过程独立性等方面的争议，值得反思和探讨。

目录

声明

摘要

绪论

第一章 严控到放开：2000年前台湾通讯传播管制制度的演变

第一节 戒严高压下绝对控制的台湾通讯传播管制制度(1949至1987)

一、冷战与威权：戒严时期台湾内外环境

二、政治操纵与资源汲取：戒严时期台湾通讯传播产业状况

三、独占、严控、引导：戒严时期台湾通讯传播产业监管思路

第二节 解严自由后解除控制的台湾通讯传播管制制度(1987至2000)

一、交互与活力：解严时期台湾内外环境

二、开放与竞争：解严时期台湾通讯传播产业状况

三、多元分工、法规管理、乱象伏笔：解严时期台湾通讯传播产业监管思路

第二章 媒介汇流：新世纪以来台湾通讯传播管制制度新构建的背景

第一节 台湾内外部政经结构的变化

一、全球化与数字化：国际政经结构新格局

二、政党轮替与政府调整：台湾内部政经结构重洗牌

第二节 自由化与民营化的台湾媒介环境

一、去垄断化：电信市场民营程度提升

二、党、政、军退出：传播媒体自主能动性加强

第三节 海外经验的借鉴——以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为例

一、新技术与乱秩序：联邦通讯委员会(FCC)设立原因

二、调整中前行：联邦通讯委员会(FCC)运行状况

三、他山之石：联邦通讯委员会(FCC)优势参考

第三章 监管汇流：新世纪以来台湾通讯传播管制制度新构建的历程

第一节 “行政院”的组织改造

一、追求现代化：“行政院”组织改造的推力

二、“独立机关”构想实现：“行政院”组织改造的过程

第二节 新闻局的职能调整

一、裁撤与改组：新闻局的变革历程

二、“球员兼裁判”：新闻局的业务运行

第三节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的成立运转

一、适应媒介新环境：“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成立缘由

二、几经波折：“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成立历程

三、超然独立：“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组织运作

第四章 有利有弊：新世纪以来台湾通讯传播管制制度新构建的功用

第一节 新构建在通讯传播产业中的整体功用

一、服务与自律：管制方式的新变化

二、达到特定经济目标：在经济管制中的功用

三、改变社会行为模式：在社会管制中的功用

第二节 新构建在广电媒体领域中的功用——以卫星频道管制

一、新平衡与新做法：管制原理与方式

二、政策摆荡：年代综合台撤照分析

三、大众力挺与业者不满：管制作用与效果

第三节 新构建在资讯汇流领域中的功用——以“多合一服务”管制为例

一、跨业与整合：管制背景与方式

二、政策倾斜：中华电信MOD服务管制分析

三、促进汇流与引发争议：管制作用与效果

第五章 “立法”过程政治性争议：新世纪以来台湾通讯传播管制制度新构建的反思

第一节 NCC委员产生方式争议

第二节 NCC业务职责权限争议

第三节 NCC决策过程独立性争议

结语

附录

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