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偏向、食物获取权与饥荒

摘要

饥荒是对人类基本权利-生命权-的剥夺，是贫困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在提倡人的权利的发展时，应该首先保障这种权利不被剥夺。即使是在当代经济发展到较高的水平下，饥荒依然是人类挥之不去的恶魔，苏丹、乍得等撒哈拉以南的国家在今天依然被饥荒深深困扰；与之同时存在的是，欧美的很多国家为了其自身的经济利益而限制粮食的生产，将粮食用于喂养牲畜以获得高蛋白的食物。因此从全球来看，并不是粮食不足以支撑60多亿的人口，或者说现在距离马尔萨斯的陷进还很远，而是粮食的分配呈现明显的不均等，即使从贫困国家内部来看，也仅仅是一部分人口缺少食物，那些贵族弄口官员从来都不会有饥饿的威胁。因此，饥荒从本质来说，是一种权利失败，是阶层之间权利分配的不均等。 如果从饥荒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来看，中国1959-1961年饥荒是人类历史上最惨重的一次，造成了近3000万的非正常死亡和3300万的婴儿没有出生。50年代中期开始的“大跃进”造成了粮食的减产，仅1959年的农业产出就下降了15％，人均的粮食产量从1959年开始急剧减少，但是仅此并不足以导致这场饥荒的爆发，之前的制度安排为这次饥荒的发生埋下了伏笔。重工业化战略使得国家动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从城市到农村，所有的生产都是为了这个战略的有效实施，在粮食产量还不是那么丰富的情况下，国家为了保障该战略的顺利进行，粮食分配逐渐采取了配给制，排队的顺序遵循居民相对于工业化的重要性。城市居民成为工业品中的劳动力的直接来源，他们相对于其他群体跟工业化最攸关，因此国家粮食分配的排序中他们获得最优的食物获取权。除了劳动力外，工业化对于作为经济作物的需求逐渐加大，为了保障这部分原材料能够顺利地投入到工业中，国家需要保障这部分居民的食物供给。由于国家对粮食进行了统购，因而产粮区的居民只能对剩余的粮食有支配权。 食物安排上呈现工业偏向，这在正常年份和饥荒年份会有不同的影响。正常年份，每一个群体都能够获得足够的粮食，即使有工业偏向的存在，获得最底层食物获取权的产粮区居民也能有足够的粮食，因而这时候的粮食安排并不足以导致有人饿死，因而对死亡率没有影响。但是当粮食总产量下降的年份，工业偏向的作用就会表现出来，城市居民和缺粮区居民由于有粮食供给的保障，他们还能够获得与正常年份相差无几的粮食，因而他们不会有饥饿的威胁；而产粮区居民在饥荒年份还要按正常年份一样上缴粮食，他们剩下的粮食就不足以维持生存，于是他们就遭受了饥荒的侵袭，这个群体的死亡率会比其他群体高。因而在饥荒发生后，各群体的死亡率差异是有群体本身的食物获取权的优先顺序决定的，而食物获取权又是由工业偏向决定的，因而我们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工业偏向-食物获取权-饥荒。饥荒在1962年结束的原因仍然是一个迷，因为该年的粮食产量并没有显著上升，我们认为达尔文现象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由于老年人抵御饥荒的能力较差，因而在一些死亡率较高的地区，老年人的比重将迅速降低，这样剩下的人口整体抵御能力增强，达尔文的自然淘汰过程在这里将适应能力较强的人保留了下来，这些人在食物没有充足保障的情况下缓慢度过了危机。另外政府的救荒行动在饥荒末期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目录

文摘

英文文摘

声明

1导论

1.1研究背景、意义

1.2工作假说和研究内容

1.2.1工作假说

1.2.2研究内容及结构

1.3研究方法、手段及资料来源

1.3.1研究方法

1.3.2公式推导及变量

1.3.3数据来源

1.4可能的创新及不足

1.4.1可能的创新

1.4.2可能的不足及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2理论及文献回顾

2.1 FAD与食物获取权

2.2有关中国饥荒的研究

2.2.1假说一：食物供应量的下降(FAD)

2.2.2假说二：食物获取权的丧失

2.2.3假说三：制度因素

3重工业化背景下的粮食政策

3.1重工业化战略与“大跃进”

3.1.1实行重工业化战略前的条件

3.1.2“大跃进”的产生与发展

3.2统购统销制度的形成和演变

3.2.1统购统销制度的形成

3.2.2统购统销制度演变下的公社化运动

4中国1959-1961年饥荒的发生和分布

4.1饥荒发生的原因

4.1.1模型的建立

4.1.2计算结果及解释

4.2饥荒的分布

4.2.1描述性分析

4.2.2方法

4.2.3模型及模型的扩展

4.2.4检验及解释

5大饥荒的结束

5.1粮食生产与饥荒的结束

5.2导致饥荒结束的原因

5.3政府的救荒行动

6结论

参考文献

致谢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