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语新家庭小说中的记忆重构——以《午间女人》为例

摘要

21世纪初，德语文学在受全球化、文化冲突和新媒体时代的影响下，一个题目重新焕发生机：那就是“家庭”。从2002年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的《蟹行》开始，以家族史为题目的文学作品不绝如缕。例如乌拉·哈恩（Ulla Hahn，1946—）的长篇小说《模糊的图像》（Unscharfe Bilder）(2003)； 乌韦·蒂姆（Uwe Timm,1940—）的《以我的兄弟为例》）（Am Beispiel meines Bruders）（2003）；斯特凡·瓦克维茨（Stephan Wackwitz,1952—）的家庭小说《看不见的国度》（Ein unsichtbares Land-Familienroman）(2003)；阿诺尔德·盖格尔(Arno Geiger，1968—）于200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我们过的很好》（Es geht uns gut）（2005）；尤莉亚·弗兰克（Julia Franck,1970—）的《午间女人》（Mitagsfrau）(2007)；燕妮·埃彭贝克（Jenny Erpenbeck,1967—）的长篇小说《从天而降》（Heimsuchung）（2008）等等。值得注意的是，2005、2007、2008、2010年的德国图书奖分别颁发给了三部家庭小说：阿诺尔德·盖格尔的《我们过得很好》，尤莉亚·弗兰克的《午间女人》，乌韦·特尔坎普（Uwe Tellkamp）的《塔》(Der Turm)。这些小说不仅受读者的欢迎，而且在文学文化界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些作品中与纳粹统治时期有关的复杂现象为人熟知，这些现象在小说中对家族变迁和小说人物命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战后家庭回忆小说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1980年左右在西德兴盛的父辈文学。其主要内容是“68一代”从传记存在的角度出发对过去的反思，对经历过纳统治时期的父辈们的清算；二．1989年柏林墙倒塌，东西德统一后，东德文学回忆战争时期和统一前生死逃亡、驱逐与被驱逐等梦魇般的家庭故事；三．世纪之交以来出现的德语新家庭小说，在战争和大屠杀亲历者渐渐辞世而去的时期，用不同的方式记录纳粹主义和它对整个家族乃至社会的后果。通过小说，纳粹时期的家族史被历史化，作者在回忆和重构家族历史中寻找自我，并从与家族历史告别中寻找新的开始。
　　 本文将集中视角于世纪之交以来出现的新家庭小说。德国新家庭小说主要涉及纳粹统治对施害者和受害者双方家庭生活的持续影响。随着纳粹时代见证人的辞世，曾经在五十多年的时间里对德国记忆文化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经验记忆也将随之消解。一些70年前后出生的年轻作家们拾起和自己家庭先辈有关的自传性经验，运用日记、信件、照片、政府档案等家族史料，在此基础之上进行虚构，填补家族历史的空白。这种“靠近历史”、“触摸历史”、“回到历史现场”的方式，反映了历史意识的某种变化。这种新的历史意识，从世纪之交开始在德国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新家庭小说中构建的个人和集体身份认同对德国人重建正面的民族身份认同和民族“正常化”有着积极的意义。通过探讨年轻作家对家族历史和民族历史的观点，有助于明晰当今德国的社会心理和德国大众对历史记忆的态度。
　　 尤莉亚·弗兰克的小说《午间女人》是一部典型的新家庭小说。2007年，这部小说荣获德国图书奖，并获得中国“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2008）”奖。这部作品可以说是根据尤莉亚·弗兰克的家族故事所改编创作的，追溯了家族三代人的命运。论文将以《午间女人》为例，探讨世纪之交以来德语新家庭小说是如何从战后第三代人的视角将历史文学化，如何重构历史记忆。
　　 论文在引言之后首先将阐述研究的理论基础。论文采用德国学者阿斯曼夫妇（Jan Assmann，Aleida Assmann）的文化、集体记忆理论和Astrid Erll的文学记忆理论以及文本分析方法。论文第三段将重点分析德语新家庭小说，包括它的定义、特征、流行的原因以及如何区别于父辈文学。第四段将分别从小说产生背景、叙述者视角转换、代际矛盾、性别矛盾、个体身份危机等方面分析小说《午间女人》，探讨这部小说如何重构家族史和社会史，从哪些方面阐述符合新家庭小说的特征，并分析小说如何得以从众多家庭小说中脱颖而出，获得德国图书奖。

目录

文摘

英文文摘

声明

1 Einleitung

2 Theoretische Grundlagen

3 Der neue Generationen- und Familienroman

5 Fazit

Danksagung

Literatur

Erklaru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