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界、黄金乡与绿墙——解读“反面乌托邦三部曲”中的乌托邦精神

摘要

反乌托邦文学以“反面乌托邦三部曲”即扎米亚京的《我们》(1920)，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1932)和奥威尔的《一九八四》(1948)最为经典和为人所熟知。学界对“反面乌托邦三部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当中或多或少的存在“同质化”现象。不同的研究者对于“反面乌托邦三部曲”的研究起点不同，研究过程中所运用的理论方法也有所差别，但大多数研究者最后都会得出“反面乌托邦三部曲”是关于极权统治、工具理性以及人性遭遇奴役的警示。从内容层面看，小说文本的确把“乌托邦实现”的结果描绘成极权统治和工具理性对人性的奴役。但小说文本的情节设计和主人公的行动都蕴涵着对所处“乌托邦国度”的批判性、超越性。因此，本文尝试从小说文本的情节设计和主人公的行动入手，发掘小说文本中的乌托邦精神。
　　理解小说文本中的“乌托邦实现”对于本文发掘乌托邦精神有两方面意义。一、从内容的层面确证小说文本中存在乌托邦精神。如果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功能如曼海姆、利科所言，前者是维持现有秩序，后者是对现有秩序的颠覆。那么在“反面乌托邦三部曲”中，统治者是否都极力制造一种意识形态（无论从物质手段还是意识形态手段）即暗示或明示他们已经处于一种人类社会的顶层，他们旨在制造一种“乌托邦实现”的意识形态以维持他们现有的秩序。同样，小说中可能存在否定现有秩序的乌托邦因素。二、通过对意识形态的分析，可以发现乌托邦精神的具体形态。换言之，论述小说文本中的“乌托邦实现”是意识形态建构以维持现有秩序，是论述小说文本中存在乌托邦精神的基础。由此，本文从小说文本出发，在分析小说文本中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发掘“反面乌托邦三部曲”中的乌托邦精神。
　　基于三部小说具有一定的文本关联性，以及过往的研究对“反面乌托邦三部曲”缺乏整体性研究这两个原因，本文尝试将三部小说看作一个共时性文本。借用普罗普研究俄国民间故事的方法，总结出文本的四个叙事阶段（初始情景：身处乌托邦；意外发现：高墙的裂缝；情景急转：行动受挫；结局：回归平静）和十二个情节功能。
　　通过对文本初始情景的分析，发现意识形态通过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修辞，营造乌托邦业已来临的意识形态。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意外发现这一叙事阶段，论述了文本中存在超越性、批判性的乌托邦精神，并发现乌托邦精神在“革命加恋爱”的叙事模式中解构了初始情景中的意识形态。通过对最后两个叙事阶段的分析，发现初始情景中的意识形态得到重构，乌托邦精神遭受挫折。因此，本文认为“反面乌托邦三部曲”文本经历了意识形态建构、乌托邦精神对其解构、意识形态重构的过程，使得整个文本呈现为环形结构。
　　最后，将文本置于历史的视域中得出文本的意义：文本的警示性意义一方面在于对极权统治、工具理性、人性遭受奴役方面，更重要的一方面为在所谓“历史的终结”的意识形态下强调乌托邦精神。

目录

封面

声明

中文摘要

英文摘要

目录

绪论 解读乌托邦精神的文本与理论基础

一、解读乌托邦精神的文本基础

二、乌托邦与意识形态

三、选题的研究现状

四、解读乌托邦精神的理论框架

第一章 意识形态建构下的“乌托邦国度”

第一节 文本的叙事阶段与情节功能

第二节 初始情景及意识形态建构

第三节 解读意识形态的建构

第二章 乌托邦精神解构“乌托邦国度”

第一节 意外发现与乌托邦精神

第二节 乌托邦精神的显现

第三节 解读乌托邦精神的解构

第三章 意识形态重构“乌托邦国度”及结局

第一节 情景急转与意识形态的重构

第二节 结尾及回归平静

第三节 解读文本结构与乌托邦精神

结语

参考文献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后记